这些问题翻阿反大，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优心仲忡，不时地摇头、叹气。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乐观。感谢《 朝日新闻》 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人一些。我的这份日记，也应该在结束前稍稍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顺、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所谓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但是，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又谈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些趣事。
他回忆了坐出租汽车时与司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骗，不说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让他真的生了气。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旁边突然走出两个“托”，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 …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拨污的工具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加藤先生说：“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擦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
我说：“请允许我继续从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如果别.人来关口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精神道德同时提高，成为对全世界进行理性制衡的中坚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
至于个人，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有〕 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反叮a 旅馆
铁铸的觉悟者
我在新德里徘徊时间最长的地方不太有名，在城南十四公里处，那里有一座以十三世纪的帝王库都布的名字命名的高塔，可惜已经断下两层。塔旁有一座清真寺，可惜已经坍弛。
为什么会在功传里长时间地徘徊?因为我看到了在印度严峻对峙的三大宗教，在那里有一种隐秘而有趣的互融关系。
先看塔。从建造的王朝看，当然是伊斯兰建筑，不会有疑问，而且基本林淞确实是伊斯兰。但是，第一层人口朝北，这是印度教的要求;如果从飞机上看下来，它的横截面是葵花形，这更是印度教的标记。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年的伊斯兰统治者友善，特地在设计中融人了本土文化;二是本地的建造者利用统治者的不内行悄悄埋下了信号。但是，我没有读到当时统治者企图实行宗教融合的资料，因此更希望是第二种情况。不管什么原因，它留下来了，尽管塔下的宗教冲突长年不断，高塔自身却在申述着融合的可能。
再看清真寺。这是印度最早的清真寺，现已失去一个宗教场所的功能，只剩下几座高高的石门和无数精美的石柱。一切涂饰已全部剥落，没有涂饰的艺术构建一旦坍弛，必定会成为介乎天然与人工之间的存在，具有一种特别的力度。据介绍，这座清真寺是拆毁了很多印度教、佛教、者那教的寺庙建造的，其中仅印度教的寺庙就有二十多座。这当然是一种蛮横的宗教侵凌，但时间一久，侵凌和被侵凌已浑然难分，谁的语言都消灭了，谁的密码又都已贮存。
细看那些石门石柱，那些刻画、纹理，早已苍老得不愿唠叨谁胜谁负，只是表明人力所及、文明所至罢了，都已被时间的手轰丈抚得毫无火气。
站在这里我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自相残杀，如能预想到共同消竭的一天，也许能变得互相客气一点?就像两个争斗了一辈子的对手都已老迈，步履艰难地在斜阳草树间邂逅，应该有一些后悔?如果让他们从头来过，再活一辈子，情景将会如何?
世纪之交，就像让各个文明重新转世，理应都变得比前世更清醒一点。
在这个院子里，人群聚集得最多的，既不是高塔，也不是清真寺，而是插在它们近旁的一根铁柱。六米多高，半米直径，黑黑地不见太大气势，却发出平静而悠远的金属之光。
它是伊斯兰王朝定都德里时从印度东部搬移过来的，这里的人都叫它阿育王柱。其实我在德里还见过另一个也被称作阿育王柱的石柱，高高地盗立在一个古堡之上，从资料说明上看似乎比铁柱更确切。当然阿育王热心佛教，在位期间到处立柱建塔，多几个阿育王柱是不奇怪的，但根据科学测定，铁柱铸造在一千六百年前，那就比阿育王晚了六百年。应该是岌多王朝时代。岌多王朝也弘佛，铸一个铁柱纪念阿育王是很有可能的。
断月与王本是一个相当强蛮的君主，听了佛理后蟠然醒悟，真可谓“立地成佛”，为佛教在印度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划时代的巨大贡献，结果也成了佛门伟人，广受崇拜。连我家乡浙江宁波，离印度那么远，居然也有一座阿育王寺，崇塔深院，古木森森，我在“文革”后期为躲避灾祸曾在那里停留过，感念殊深。不管是谁所立，为谁而立，这个铁柱属子佛教，应该没有疑问。
但仔细一想，它还是保留了太多的疑问。我围着它转了一圈又一圈，奇怪它一千多年裸露在日晒雨淋之下怎么通体没有一个锈斑?也许印度古代已有发达的铸铁技术，但如果说当时的合金构造已达到千年不锈的水平则难于想象。还有，它到底是被哪个伊斯兰王朝搬移到这里来的?它显而易见地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号，为什么会被另一个宗教的统治者供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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