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明治政府已经颁布了废刀令，规定武士不许随身佩带刀剑，武士的其他特权也都被剥夺了。倒幕战争出力最大的就是中下级武士，甚至可以说是中下级武士对幕府的下克上，自认为建立殊勋的武士本来对自己的特权被废除就非常不满，现在山县又搞了个全民皆兵，等于把武士的铁饭碗也砸了。日本农民不愿意应征入伍，于是武士就纷纷给政府上书，说胜任士兵的只能是武士，让这帮泥腿子当兵，这不是开玩笑吗?
面对武士阶层的不满，西乡隆盛认为，应该马上发动对外战争，征韩侵台，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台湾，以此来缓解和释放武士阶层的怨气，从新的领地取得新的特权和新的资源，从而也可使日本担任东亚的盟主。西乡隆盛的治国理念是先强兵，用强兵带动富国，同时要为日本武士撑腰说话，这种激进的策略跟大久保和木户的理念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木户虽然也主张征韩，但是从海外归国之后，他认识到日本缺乏一部根本大法，政府首当其冲的是先要解决立宪问题，认为西乡的想法很荒诞，把整个国家都牵扯到一场整体战争的危机当中去，会使新政府的权威扫地。在政府根基未稳的情况下发动对外战争，就是作死，因此他坚决反对征韩论。
大久保是西乡的发小，对征韩论虽然很理解，但是他十分明白日本的财政无法支持一边打仗、一边发展经济，所以意欲内政优先，先富国再强兵。当然了，大久保跟木户之间也有矛盾，大久保认为立宪没用，是虚的，应该来点儿实惠的。而木户认为大久保搞的殖产兴业没有基础。
打白条买断工龄
大久保、西乡、木户，明治三杰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干什么事儿都是狼上狗不上。富国、强兵、立宪三种堂堂正正的立国理论，围绕着孰先孰后的争执，在1873年的日本势如水火，要求明治政府必须三选一。
在政府内部的高层会议上，征韩派人数占了优势，关键时刻，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称病，由岩仓具视代理太政大臣，他单独上奏天皇，使天皇否定了征韩计划，西乡隆盛等人愤而辞职，明治政府分裂了。一半政府成员撂挑子，给大久保建立自己的专制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大久保对政府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建立起一个以内务省为中心、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他自己出任内务卿，亲信大隈重信出任大藏卿，就是财政大臣，伊藤博文出任工部卿，三人组成了殖产兴业的三驾马车。木户因为与大久保政见不和，于1874年辞职。
内阁会议吵得凶
对大久保的开明专制非常不满的人，开始用各种手段起来反抗。首先是江藤新平集合了三千名士族发动叛乱，六天之后，大久保亲赴九州现场，不到一个月叛乱被平定，江藤新平被斩首。江藤新平曾经是大久保的战友，主持司法工作，改革日本的司法，卓有建树。他被斩首，让很多人都想不通，幕府将军都能留得一条活命，松平容保后来都能出任东照宫的宫司，秩封从五位，为什么一个曾经的战友要被处死呢?这就是号称“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的铁血手段，谁敢作乱，杀你没商量。
大久保由于担心对手太多，把木户重新请回了政府，强制推行自己的殖产兴业政策。殖产兴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没钱，而明治政府又不愿意对外举债。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现代意识，其实会做生意的人，借钱做生意，用别人的钱;不会做生意的人，才攒钱做生意。但当时的太政大臣岩仓具视说：“我宁愿把九州和四国都卖了，也不愿意跟外国借款。”没钱怎么办?大久保把目光投向了武士阶层。
在此之前武士的俸禄是各藩分发，废藩置县之后，俸禄的出资人就由藩主变成了明治政府，这笔钱的总数，居然占到了政府开支的三分之一。尽管木户认为，抛掉武士阶层很不道德，岩仓也害怕会激起武士的反抗，但是大久保还是在1876年进行了“秩禄处分”，简单说就是强制把俸禄的现金支付改为发放公债，三十年还清，日本政府发行了一亿七千万日元的公债。
武士先是被没收了劳动工具，腰里不能插两把刀了，然后铁饭碗被砸，最后还被买断了工龄，而买断工龄居然用打白条的方式!各地士族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最终爆发了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
3.最后的内战——西南战争
历史没那么浪漫
前些年好莱坞跟日本合拍了一部大片叫《最后的武士》，但是历史上真正的最后的武士，并没有电影中表现得那么浪漫和写意，其真实的情状比电影要壮烈得多。战争的形式也不是几百个拿着砍刀、使用弓箭的乡巴佬跟机枪、大炮武装的政府军拼命。
日本最后的这场内战，爆发在1877年，但是事出有因。早在1874年6月，由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认同，西乡隆盛愤而辞职，回到自己的家乡鹿儿岛(原萨摩藩)，办起了有士族参加的私学校。
这种私学校分为两种，一种是枪队学校，收容还乡的旧近卫步兵，由原陆军少将筱原国干主持，学生五六百人;另一种是炮队学校，集中了炮兵出身的士族，由原宫内大丞村田新八负责，学生大概两百人。
两所学校的开支，除了由西乡隆盛的退休金支付部分经费之外，全部由鹿儿岛县厅支付。1876年末，鹿儿岛县内所有各乡都设立了分校，名义上这些私学校以“不顾一身，践行道义”和“尊王悯民”为宗旨，实际上是纠集士族跟政府为敌。
1875年，西乡隆盛的左右手桐野利秋撰文说，现今的日本政府，是国家的大敌、苍生之所怨。现今的政府对国家不忠，要使苍生免于涂炭之苦，就必须推翻现政府。村田新八更是公开主张“让西乡取得首相地位，是我们的重任”。由此可见，这些私学校实际上是具有私设武装性质的政治结社。私学校的建立，为日后西乡反叛奠定了组织基础。
叛乱前夕的鹿儿岛整个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县政完全操纵在私学校手里，各级官吏都是私学校的士族或者教师担任，私学校的命令就是县厅的命令。
明治维新以后，各县设立县知事，其他县的知事都是外县人，本县人不得在原籍担任知事，唯独鹿儿岛县的知事由本县人担任，而且在鹿儿岛，即便是不入流的小吏，非鹿儿岛士族出身的人也不过百分之一。
1876年明治政府禁止士族佩刀，但是鹿儿岛的士族仍然携刀持枪横行乡里，更有借酒撒疯的声称：“快些走啊，上东京杀掉那些讨厌鬼。”叛乱前夕，鹿儿岛士族的反政府情绪已经一触即发。
西乡隆盛起兵造反
针对这样的形势，以大久保为首的明治政府，采取了四项措施：首先，要对鹿儿岛进行宪政改革;其次，派内务少辅到鹿儿岛视察;第三，派中原警部潜入鹿儿岛探查私学校动静;第四，将鹿儿岛内陆海军管辖的武器弹药转运大阪，防止私学校利用。这四项措施的第一、第二项由于鹿儿岛知事的阻挠没能实行，第三、第四项成了西南战争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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