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过印度十八座寺庙住持、年近花甲的阿底峡大师，被古格的诚意和意希沃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决定前往古格弘扬佛法。在他动身之前，他的本尊及座前空行母告诫他，若去西藏，他将减寿三十年，但阿底峡去意已定：“只要对佛法和众生有益，折寿又何妨!”
公元一○四二年，阿底峡从印度启程，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经长途跋涉，来到了象泉河畔的古格王国。
阿底峡的到来，对确立古格王国在西藏西部的佛教中心地位，起到了重大作用，开了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先声。
照亮雪域藏地的一盏明灯
从郎达玛灭佛导致王国的分崩离析，到古格的兴佛，以佛法立国，带来一个盛名远播的王朝，历传二十八代后，又到古格的一朝毁灭，这片土地上演的盛与衰的历史剧，都紧紧联着一个“佛”字，其昌盛在于佛法，其毁灭亦在于佛法。
客观地审视一个教派，不难看出，佛教教人积德行善、不杀生，它代表的是人类天性中善良的一面，也是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最高法则和艺术，与如今人们提倡的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时兴口号不谋而合，前音是从人的本性生发开的，后者则是现代社会破坏环境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不得不妥协的结果。前者反应的是人性，后者反应的是理性。应该说，这样一种教旨的教派于人于社会都是有益的。但人性又有贪婪、凶残的一面，它威胁着善的生存。善与恶的争斗几乎贯穿了人类的历史。当两类不同信仰的人走到一起，几乎无一例外，善者莫不以悲剧告终。这真是佛的悲哀!人性的悲哀!
信佛者没有竞争的法则，以身饲虎是他面对强者恶者的态度。其最终的结果是走向毁灭。善要生存必须靠恶，但善变恶了，善又焉存，佛教的只求来世的做法，无疑又走向它的反面：不能善待自己，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它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沉重地套在信徒们的头上。放弃了对于现世的追求，等于放弃了进取和探求，等于脱离现代文明。
意希沃来古格后，兴建了一座规模最大、也是后来最具影响的寺庙托林寺，他以该寺为驻锡地，讲经著述，弘传佛法。
据文献记载，这座大殿是仿照吐番时期藏地的佛教大寺桑耶寺的布局建造的，象征着一座巨大的佛教密宗曼陀罗(山称为“坛城”)，它的中心方殿象征着须弥山，四向的四座小殿分别代表着佛教的四大部洲，四角高耸的小塔代表着护法四天王，中心方殿主供遍知如来。大殿的外圈则由四大殿、十四座小殿组成，各供有佛、菩萨、度母、罗汉等塑像。
如今，这些塑像已经全部被毁，但从残存的佛像台座和背光上，还可以想见当年的辉煌。其中最大的一尊强巴佛像的背光，高达七米左右，同类的大塑像在古格王国故城的殿堂中也曾有建造，这说明当时这一带流行塑建高大的佛像，表明当时的古格工匠己具有高超的技能。
此后，古格一座座寺庙相继建成，大小达二十五座之多。
阿底峡在托林寺期间，古格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大译师仁钦桑布，那时他已八十五岁高龄。
仁钦桑布是古格当地人，十二岁出家，后被意希沃选中，成为古格派往迎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学习的二十一名青年之一，由于不适应迦湿弥罗炎热的气候，又遇到瘟疫流行，派出的二十一名青年，仅有他和一位叫做玛?雷必喜饶的人活着回来了，仁钦桑布在意希沃的大力支持下，从印度、克什米尔一带迎请了许多佛教高僧到古格，与他一道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
据传，阿底峡到托林寺后，刚开始，这位大译师对比他小一辈的阿底峡不甚信服。当认识到这位尊者果真是名不虚传的大智者时，从此，大译师拜他为师，虔诚之至。
在阿底峡指导下，他闭门苦修了十年。《青史》载：“译师也听从尊音教言，作了三层门道，于外门上写道：在此门内，如果我生起一刹那的贪恋世间轮回心时，诸护法当粉碎我头!于中门上写道：在此门内，如果我生起一刹那的为自利心时，诸护法当粉碎我头!于内门上写道：在此门内，如果我生起一刹那的凡庸的分别心时，诸护法当粉碎我头!”
大译师因此而获得殊胜成就，享年九十八岁。他翻译了十七种佛经、十二种论、一百零八种怛特罗(密宗经咒)。西藏佛教把他视为一条界线，他和他以后翻译的密宗经典，被称之为新密咒，而把他之前的叫做旧密咒。
阿底峡在讲经、译经的同时，还在托林寺写下了著名的佛教著作《菩提道炬论》(又译作《菩提道次第明灯》)。他对于当时西藏西部佛教教理，修持戒津的规范化、系统化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阿底峡在托林寺注了三年，后被迎请到卫藏地区传教，历时九年，直到老死西藏。后来，他的弟子仲敦巴创建了佛教四大派之一的噶当派。
这一个时期，古格成为西藏西部佛教文明的中心。来自克什米尔、拉达克、印度、尼泊尔等地的艺术家和工匠汇聚古格，修建寺庙，塑造佛像，绘制壁画，兴起了一场“文艺复兴”活动。
托林寺最为辉煌的时刻，是公元一○七六年(藏历火龙年)所举行的“火龙年大法会”。这次大法会为了纪念阿底峡尊者的逝世，从卫藏各地及阿里三围，无数的佛教信徒赶来赴会，掀起了佛教复兴运动的一次高潮。会上，来自乌斯藏、纳里速、朵甘思等藏地诸部各大寺的高僧争相辩论，传授显密。
会后，一百六十多人先后前往天竺、迦湿弥罗等地求学佛法。他们学成后大多成为了西藏佛教译经大师。
走出去的同时，迎请高僧更加频繁，先后有八十多位天竺僧人被迎请入藏。卫藏各地相继兴建了大批佛教寺院。
郎达玛火佛后西藏百年“黑暗时代”中，古格点燃的这盏明灯，终于照亮了雪域藏地，也从此确立了古格在西藏“后弘期”佛教史上的神圣地位。后世将阿底峡的进藏与这次火龙年大法会的召开，作为西藏佛教“后弘期”复兴、并从阿甲进入到卫藏的重要标志，称之为“上路弘法”。
揭开“古格银眼”之谜
佛教的兴盛，不但把古格的推筑、雕塑、壁画、文学、服饰、歌舞等艺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就连冶炼技术和艺术也因之而发展，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札不让的北面，有一个名叫“鲁巴”的地方，今天这个地仍旧被保留了下来。“鲁巴”藏语的意思是“冶炼人”。
历史上的阿里，是一个“黄金之乡”。传说这里差不多每条山沟部有矿藏、开矿者和银铜匠。古格的富强，或许与它盛产黄金白银不无关系。在托林寺、札不计、皮央、东嘎都发现过一种用金银汁书写的经书，而已其出土的数量极大，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正是由于丰富的金银矿藏，加上佛教的兴盛，使得古格的冶炼技术闻名于四方。
古格王国时期，鲁巴人精于冶炼与制造金银器具。当年阿里三围以托林寺为主寺的下属二十四座寺院的金属佛像与法顺都由鲁巴铸造。鲁巴造佛像时，用金、银、铜等不同原料合炼而成，工艺精湛，通体全无接缝，尤如自然生成，其价值甚至超过了纯金佛像。鲁巴铸造的净水铜碗，放在太阳底下聚焦，可以点燃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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