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士》是一部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大为人注意的作品。它似乎被人们遗忘了。这是不公平的。当然，从艺术表现的严谨和圆熟上看，它不如《离婚》;从题材的新开拓和主题的深刻性上看，它不如《骆驼祥子》。这都是事实。然而它也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是不应该忽视的。这个作品主题和题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个留学生回国以后“谋事”的经历，暴露了国民党官场的腐败、社会上的市侩风习以及最终依附于封建势力、反动政权的知识分子卑污的灵魂。作品写了一组知识分子：这里有已经做了商会会长的过去的留学生卢平福，这里也有正在不顾一切到处钻营的才回国的留学生文博士，这里还有呆在家里随时准备嫁给留学生的六姑娘丽琳和愚钝而又迂腐的建华等等。这些人(除振华外)的归宿是或迟或早都必将成为反动统治的帮凶、奴才，靠反动统治阶级的施舍维持自己优裕的生活。作家试图从较广阔的视角来剖析社会的某一侧面：知识界的堕落。作家愤懑的感情是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这个作品最初连载于《论语》，但它并不闲适，个别段落虽偶涉幽默，但大多数情况下却是辛辣的讽刺。作家的艺术风格到这时有了明显的变化，是更趋深沉了。
第十三章 现代文学史上的明珠——《骆驼祥子》
长期酝酿，偶然得之
一九三六年夏，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在青岛黄县路六号的寓所从事专业写作，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离开青岛为止。据胡洁青先生回忆：这一年，是他前半生中最安静，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年。说安静，是指他在这一年里没有别的任何职务或头衔，心无二用地闭门写作;说紧张，是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发表的作品非常之多。(注：见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就是在这一年里，老舍完成了名著《骆驼祥子》的写作。
关于《骆驼祥子》成书的具体过程，胡洁青先生说过如下的话：
……这所房子(指黄县路六号寓所——引者)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他的《骆驼祥子》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写完，都是在这里。具体来说，最初的创作冲动是在那间客厅里闲谈中出现的。我记得，当时的所谓客厅，布置得极为简单：南窗下摆了一些花草，西墙上挂了一点字画，余外就是数把藤椅和一两个茶几。东西不多，倒也窗明几净，朋友们常来这里扯闲篇儿。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山大的一位教授来我们家聊天，说起北平有个洋车夫一辈子都想拉上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末了还是受穷;还说起什么车夫也被“丘八”抓了去，结果偷出来三匹骆驼，等等。老舍听后就笑着说：“这可以写一篇小说。”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一句随口而出的玩笑话呢，结果他真干起来了。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入迷似的收集材料，作创作前的准备。整部《骆驼样子》的写作，是在他书房的东窗下完成的。(注：《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
胡洁青先生讲的老舍“入迷似的收集材料”，其中就包括老舍曾经写信给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性。因为齐铁恨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多家养骆驼的。他要把“车夫与骆驼”作为“骆驼祥子的故事的心核”，(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不了解骆驼的习性，是很难下笔的。他接到齐铁恨先生回信，发现如果以骆驼为主写这部小说，自己所得到的一些材料不足调用，为了补足这一点，恐怕必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而这在当时无论从那方面讲都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以车夫为主，这样无须到口外去，随时随处可以观察。
应该说，对洋车夫(也包括城市底层的劳动人民)的“随时随处”的观察，老舍从很早就开始了;而且，这种“观察”异常深入。他以“感同身受”的态度，在同这些受苦人的亲切来往中理解了他们的“心态”。他说：
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职业虽然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与苦人们来往，我并不只和他们坐坐茶馆，偷偷的把他们的动作与谈论用小本儿记下来。我没作过那样的事。反之，在我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我并没有“处心积虑”的要观察什么的念头，而只是要交朋友。他们帮我的忙，我也帮他们的忙;他们来给我祝寿，我也去给他们贺喜，当他们生娃娃或要娶媳妇的时节。这样，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他们的生活状况。我所写的并不是他们里的任何一位，而是从他们之中，通过我的想象与组织，产生的某一种新事或某一个新人。(注：《老舍选集·自序》。)
在《三年写作自述》中，他说：“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生活的观察，我才写出《骆驼祥子》啊——而且又是那么简陋寒酸哪!”后一句话使我们感到他的自我苛责的严肃作风，前一句道出了他的创作上的甘苦。他是用全部心血来进行创作的。
我们知道，在老舍的创作历程上，他很早就开始接触人力车夫生活遭遇的题材了。在《柳家大院》里，他表现了洋车夫非人的生活环境，在《也是三角》中，他描述了洋车夫贫病交加的悲苦境遇，在《哀启》中，他写出了洋车夫反抗意识的增长。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永远是被压榨的命运，曾经长久地激动着老舍的思绪。他的《骆驼样子》中之所以贯注着那么深沉的感情，有着那么结实的描写，和他在创作上同这种题材反复地不断地接触，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如果说，在上述短篇中，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些人力车夫的形象还都只是剪影式的，那么，《骆驼祥子》则是关于一个车夫的一生浮沉的命运的全面描述了。不仅如此，老舍认为，他“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从一个车夫的遭遇写出个劳苦社会，这在当时是一个宏大的创作意图。
老舍开始把样子写在纸上，是辞去“山大”教职以后的一九三六年夏天。他写得很顺手。《宇宙风》从一九三六年九月第二十五期开始连载，至一九三七年十月第四十八期续完。老舍当时告诉《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
一幅血和泪交织成的真实图画
《骆驼祥子》的创作，不单在老舍创作道路上是一件应当特别看重的事，就是在新文学史上，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三十年代中期，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严峻斗争中，不仅锻炼了文艺队伍，也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杰出的作品。茅盾的《子夜》，叶绍钧的《倪焕之》，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都是扛鼎之作。老舍的《骆驼祥子》，以他对北京市民生活的精细的描绘，为新文学在表现城市劳动群众生活方面，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位评论家曾经正确地指出：“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领域，并且取得了成功——就这方面看，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用，有些类似狄更斯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同一时期的俄国文学，虽然他们的成就不尽相同，各有长处和弱点。”(注：樊骏：《论〈骆驼样子〉的现实主义——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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