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大杂院外的那些劳动群众，命运也好不了许多。车夫老马和小马祖孙同拉一辆车的境遇，小马因无钱买药救治而死在老马怀中的惨状，老马最后孤身一人街头摆放茶摊的凄惶情状，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在旧中国，善良和正直并不能帮助逃脱最后流落街头的命运。
深重的苦难，非人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冰冷的关系，苦命挣扎而始终不见希望的命运，越来越贫困的岁月，人们处于死亡的边缘……老舍的笔端滴着血和泪，他用阴森而又晦暗的色调画出了那人间地狱的画面。
老舍在书中对社会的不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这种抗议，由于同他对社会贫困的深刻认识以及感情上的激动与痛苦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表现得十分沉实有力。作品十分清醒、十分明确地指出造成祥子、二强子、小福子、老马、小马等人极端贫困的社会原因是由于有反动军阀的连年混战，有孙侦探一类反动政权的鹰犬，有杨太太、刘四爷、夏太太一类剥削者。虽然还不能说这时的老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他已经能够从阶级对立的角度观察社会现象，这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作品中有一段文字明确地表现了作者的观点：“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或小贼，多有些人下到监狱去;大人病了，儿女们作贼作娼也比饿着强!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老舍以极其尖锐的语言揭破了这个人间地狱的本质，并且在这样一个认识的指导下，对生活进行了深刻的艺术概括。这是《骆驼祥子》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不单单在当时具有为穷人伸冤的战斗意义，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骆驼祥子》尖锐地提出了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运的社会课题。暴露社会的黑暗，或者表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这是老舍不少小说的基本内容，比如《微神》、《月牙儿》、《也是三角》等都是这样的作品。《骆驼祥子》主题思想的独创性在于，作品从一个洋车夫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终于失败以至于堕落的故事，表明了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城市贫民要翻身，做生活和命运的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没有出路的，它不通向幸福，只通向更加悲惨的生活。应当选择别样的道路。这别样的道路，尽管作品中还未明确地提出来，但是否定个人奋斗的本身，已经暗示了别样道路的存在，虽则是朦胧的。
《骆驼祥子》构思的线索，是祥子经过个人奋斗终于失败的过程，而祥子的最后堕落则是作品的“底”。老舍就是要描写一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怎样几经折磨，最后竞成为一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的。
祥子是一个破产农民。在乡间，他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跑到城里来。在城里，他几乎把那些凡是靠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都作过了，最后选中了“拉车”这一个行业，因为他觉得“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他善良、诚实，“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如同一棵小树。对于生活，他充满了希望，“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象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这是他一个并不算高的理想。他争取的不过是能“独立、自由”生存下去的权力。然而即使如此平常的愿望，也是难于实现的。在生活中，他屡遭打击，买车又丢车，再买车，又卖车，最后还是连一辆车也没有。终于，生活的巨浪把他吞没了。
祥子的失败以至于堕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作品的深刻性在于富有说服力地、艺术地描述了这种必然性如何在祥子“这一个”车夫一连串偶然的事件中无情地表现出来。
祥子要做一个自由车夫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军阀和反动政权的统治。他以坚韧的意志，咬住牙拼死拼活，“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用了三四年的时间买上了一辆车。这“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象身经百战的战士的一颗徽章”。但是，祥子“生不逢时”，他有了属于自己的洋车没有多久，就遇到了一九二八年的蒋、桂、冯、阎对张作霖的战争。军阀之间的战争，造成了贫苦百姓的灾难。当他于春天冒险从新街口往清华拉座时，在西直门外被张作霖的大兵抓了差，直到夏天张作霖军溃败之时才逃脱虎口。这样他用三四年的血汗买来的车也就化为泡影。他曾经悲愤地喊出来：“凭什么?”“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他还不可能理解灾难的根源;当他又苦熬岁月再次攒钱准备买车时，却又遭孙侦探的白日抢劫，祥子是更难于理解了。他愤怒，也迷惑，他对孙侦探喊：“我招惹谁了?”孙侦探冷酷地告诉他：“你谁也没招;就是碰在点上了!”在当时的社会中，一个洋车夫的生命的价值，不值半分钱，谁都可以欺侮。“谁都有办法，哪里都有缝子，只有祥子跑不了，因为他是个拉车的。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打击。”孙侦探顺手牵羊敲诈了祥子，威胁祥子“把你杀了象抹个臭虫!”这个事件本身反映了祥子实际的生活处境。天外飞来灾祸，看来是个偶然，其实也深藏着一个必然，生存的权利尚且不保，何谈买车?孙侦探就是当年张作霖部队中的孙排长，这个细节说明不管是张作霖统治时期，还是蒋介石统治时期，对于劳动群众的盘剥和压迫都不会有多大变化，祥子的挣扎终于失败，是注定的。
祥子同虎妞的结合是促成祥子悲剧命运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祥子同虎妞的结合是被动的。按他的理想，他希望“到乡下要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而且，他认为“凭着自己的本事买上车娶上老婆这才正大光明!”但是事与愿违在他丢车之后，于失意和懊恼的心情下，受了虎妞的“诱骗”，造成了一种尴尬局面;这之后，他只好随着虎妞的指使转了。他与虎妞在大杂院结婚，带有悲喜剧的色彩。这种结合包含着复杂的意义。从虎妞一方面讲，她的出走带有争取婚姻自主的意味。因为刘四爷为了车厂的私利，硬是不愿意她出嫁，这本身不单带有封建家长制的残酷性，而且带有资本主义剥削的贪婪性。虎妞不甘心于守这种“女儿寡”，起来同刘四爷果决地、大胆地“摊牌”，她这种为了自己的幸福敢于赴汤蹈火的精神和做法，使人同情;她泼辣爽快，对于祥子也还是颇有几分真挚的感情的。无论如何，她抛弃了父亲的车厂和富裕的生活，到代表着贫穷和愚昧的大杂院里来，这本身说明虎妞虽然的确蛮野、刁怪得“可怕”，却也有值得肯定的一方面。尽管她同祥子所处地位不同，因而所受刘四爷的剥削性质也不同，但同受剥削这一点，却是共同的。另一方面，虎妞作为车厂老板刘四爷的女儿，不可避免地带有她所从属的阶级的鲜明烙印。她对待祥子，真挚的情爱有之，姿意玩弄的打算也有之。她不顾一切的，一味地要从祥子那里夺回已经耽搁很久的青春的欢乐，这种变态心理本身就是一种剥削阶级意识的反映。应该说，在同祥子的关系上，从祥子一面来说，同虎妞在一起他所感受到的主要不是幸福。新婚的晚上，他的惶惑而又疑惧的直觉是这样的：“他不敢正眼看她。她也是既旧又新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是姑娘，也是娘们;象女的，又象男的;象人，又象什么凶恶的走兽!这个走兽，穿着红袄，已经捉到他，还预备着细细的收拾他。谁都能收拾他，这个走兽特别特别的厉害，要一刻不离的守着他，向他瞪眼，向他发笑，而且能紧紧的抱住他，把他所有的力量吸尽。他没法逃脱。”实际上，可怕的并不仅仅在这一点。可怕的是虎妞力图用剥削阶级的那一套来限制他。这种限制，才是障碍他成为一个自由车夫的根本的东西。在虎妞的心目中，父亲刘四爷“凭心路吃饭”才是最好的生活，而拉车挣钱是“卑贱”的，她说：“你看老头子，人家玩了一辈子，到老了还开上车厂子。他也不拉车，也不卖力气，凭心路吃饭。你得学着点，拉一辈子车又算老几?”生活理想的分歧，再加上祥子因为贫穷而必须仰仗虎妞的经济来源，对于一个希望按照自己的愿望，正直地生活的人说来，这是难于忍受而又不得不忍受的一种屈辱。祥子曾经愤恨地想：“自己的车，自己的钱，无缘无故的丢掉，而今被压在老婆的几块钱底下;吃饭都得顺脊梁骨下去!他恨不能双手掐住她的脖子，掐!掐!掐!一直到她翻了白眼!把一切都掐死，而后自己抹了脖子。他们不是人，得死;他自己不是人，也死;大家不用想活着!”虎妞的打算和祥子的打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虎妞的意思是“当了这么些年老姑娘，也该痛快几天。等到快把钱花完，咱们还是求老头子去”。而祥子则认为，这样做不行。他深知，从别人手里接钱，“接受之后，你就完全不能再拿自己当个人，你空有心胸，空有力量，得去当人家的奴隶：作自己老婆的玩物，作老丈人的奴仆。一个人仿佛根本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鸟，自己去打食，便会落在网里。吃人家的粮米，便得老老实实的在笼儿里，给人家啼唱，而随时可以被人卖掉。”所以，他否定了这条道路：“我不愿闲着!”“我爱拉车!”这是一个劳动者的自尊和骨气，祥子在奋斗的历程中所以生气勃勃，同他葆有这种坚定的生活信念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同虎妞结合以后，他感到这种独立自由生活的愿望和信念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虎妞认为祥子的一切应该由她来摆布，道理很简单：“你娶老婆，可是我花的钱，你没往外掏一个小钱。想想吧，咱俩是谁该听谁的?”祥子是看重实际的，他不能否认这个事实。虎妞不单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控制了祥子，以致使祥子痛苦地感到：“要了她，便没了他。”他想做一个独立和自由车夫的梦想是越加渺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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