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严复集》第1册第57贞。
[48]《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严复集》第1册第58页。
[49]《论胶州知州某君》，《严复集》第1册第60页。
[50]《论胶州知州某君》，《严复集》第1册第60页。
[51]《道学外传》，《严复传》第2册第484、485页。
[52]《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3]《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4]《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5]《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6页。
[56]《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6页。
[57]《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7页。
[58]《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
[59]《沦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
[60]《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
[61]《原强》，《严复集》第1册。
[62]《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63]《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第90页。
[64]《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第90页。
[65]《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二册第90页。
[66]《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册。
[67]《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2册第468、469页。
[68]《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2册第468、469页。
[69]《说难》，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一十九日。
[70]《说难》，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一十九日。
[71]王锡蕃：《保荐人才折》，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374、375页，神州国光社版。
[72]《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407、408页。
[73]《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9页。
[74]《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5页。
[75]《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政论集》。
[76]《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集》。
[77]《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集》。
[78]《辟韩》，《严复集》第1册。
[79]参见《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384页，神州国光社版。
[80]《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第414页。
辛苦迻译：近世西学第一人
第3章 辛苦迻译 近世西学第一人
“一名之立，旬月踟踌;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踌”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用古文白话，都可以成功。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近代中国是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和相互交汇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艺术和思想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大量地译介外国作品，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理论是当时知识界的一项重要活动。严复和林纾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负盛名的翻译家。1896年林纾翻译了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使中国读者了解到西方大都市中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1897年严复在《国闻汇编》上连载他自己所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让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当时最新的西方思想。两人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故康有为在一首诗中说：“译才并世数严林”。[1]对这个评价，严、林两人皆有异议。林纾虽译了170多种外国文学作品，但他不屑于做个“翻译徒”，自许是古文高手，而康有力和后人却偏偏赞赏他的“译才”。严复则认为“康有为胡闹，天下哪里有一个外国字不识的‘译才’，自己羞与为伍”。[2]的确，他所译的那些西方理论名著，别说不识外文的文人不能翻译。就是一般译才也无法胜任。严复的辩白是可以理解的，就他在近代翻译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而言，确实是同时代的其他翻译家所无法匹敌。
3·1 译事楷模，西学泰斗
严复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之所以拥有显赫的地位，很大程度与他对西学的译介分不开。梁启超曾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3]“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在一篇杂文中以热情的言辞称道严复“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4]鲁迅所指的“感觉敏锐”，既不是指严复在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以前，就写过批判封建专制、提倡实行民主政治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等文;也不是指严复与夏曾佑一起写过《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驳斥传统士人把小说贬低为“小道”的错误观点，高度评价了小说对天下人心风俗的影响超于经史之上，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它是指严复“先前认真的译过几部鬼子书”[5]，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谈及19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界的情况时，也推许“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6]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经验时，也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在中国共产党未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7]近人对严复在译介西方思想中的先导作用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的确，从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到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以前的十余年间，也即在严复一生中精力最旺盛、学问造诣最为宏厚、思想和认识最为成熟的年代里，他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十八、九世纪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逻辑学诸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向中国知识分子系统地介绍了“西学”的精华，即其所说的西学“命脉之所在”。[8]他的这些具有成效的翻译工作，不仅使当时中国人耳目为之一新，发现了一片新的文化天地;而且为中国学术的更新，为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现有的材料表明，严复共翻译了八部西方名著，时人称“严译名著”，1931年、1981年商务印书馆曾两度汇集出版。现据有关资料，将严复译著的大致情况例表如下：在严复翻译的著作中，影响最大、使他最负盛名的，当推他所翻译的第一本书——《天演论》。它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的论文，英文名Evolution
and
Ethics，可译为《进化与伦理学》，其主要内容是宣传生物进化论。可以说，进化论之输入中国，是从严复翻译该书开始。《天演论》译成出版后，立刻轰动一时，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一年内即出现了湖北沔阳木刻刊行的版本和天津嗜奇精舍的石印版本。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到1921年就印行了20版。这本书对社会影响之广，渴求新思想的人士对此书倾慕之热情，由此可见一斑。在晚清文坛据有鼎足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阅读了译稿后，倾倒之情油然而生，他致书严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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