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号称不读书多年，但是对于时事倒也热情不减，时常写博客，《多难登临录》即是他一年来对时局的观察与思考。在他看来，大萧条的起因是“财富一下子暴跌，既不起自战祸也不起自天灾，可以持久地不回升，或有持久不回升的预期”。
探究根本是学者的天职，而大众关心的是回天之术，张五常在书中也为挽回经济论述了三种办法：政府花钱投资、刺激消费的宏观派，出手即对就业与收入立竿见影，但收入增加却只是暂时的;大手笔减利率及放宽银根的货币派，麻烦在于通胀急升债券大跌;综合以上两种方法“宏观派效能短暂、货币派运作维艰”的弊端，他提出了微观派，鼓励人民自己增加投资与产出，以取消最低工资与约束工会为主要手段。
在记载大萧条人民百态的时候，有学者不禁感叹“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有人笼统地归罪于‘时势’，这所谓‘时势’乃是胡佛的隐讳真相的说法。有人又把大萧条同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混为一谈”。可见历史过去那么多年，关于大萧条的真相与教训，仍旧有待思考[57]。和广告商不知道广告哪一部分是被浪费的一样，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政府投资有多大效果。但是随着概念的不断转换，随着4万亿负面效应出现，在经济萧条期间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引发无止境的再思考。
很多人都觉得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有关，真相如何?事实上，凯恩斯后来真的在1934年造访过罗斯福，可是这场谈话很难说很好。凯恩斯建议支持开支，而罗斯福当时“不甚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而走向繁荣”。当时罗斯福虽使得美国摆脱混乱，却没有使美国摆脱萧条，但凯恩斯每年3亿美元赤字的建议，却令美国人印象深刻又颇感迟疑。
正如“此刻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成为流行语，中国政府与大部分政府选择宏观派的做法谋求短期效果也不足为奇。但是微观派也并非完美，张五常亦明白其短板在于政治阻力。有趣的是，他指出这是来自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可见危机之中，强人政治始终不乏吸引力。
历史总在讲述中被一再诠释，或许，当我们认为罗斯福终结萧条再造历史之际，罗斯福本人亦不得自主成为历史舞台上的牵线偶人。尽管罗斯福的积极干预政策获得历史主流更多认可，但对总统的不信任亦始终贯穿于美式头脑之中。无论如何，我们始终应该认识到，罗斯福与凯恩斯面对的是一个时刻被警惕约束和制衡的政府，即使权力在美国总统中也数一数二者如罗斯福，他本人亦曾在1941年郑重强调，未来的世界必须建立在四种自由的基础上：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52] 原文为“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 Hoover rang the bell,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参见维基百科。
[53] 《光荣与梦想》记载。
[54] 罗斯福，《罗斯福炉边谈话》，2009。
[55] 参见《光荣与梦想》。
[56] 本章相关科思引语来自《无所畏惧——罗斯福重塑美国的百日新政》。
[57] 《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著，中信出版社，2015。
大萧条：事实与神话
一句好听的口号，可以误导五十年。——题记
凯恩斯革命、纳粹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兴衰、美国崛起……这些决定性历史时刻均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在大萧条改变了20世纪资本主义面貌的同时，关于大萧条的集体记忆也随着时代嬗变而随之变色。大萧条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才是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回答，而真相远不能说已经明了。对大萧条事实与神话的探究还在不断深化中。
深层次问题源自政府干预
比较是人类的惯性，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迫使人们开始回望历史深处，大萧条热再度兴起。正如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为美国学者所著《新政vs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序言中所言，金融危机“使人们情不自禁地把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与上次世界‘大萧条’做对比，希望从中找到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和走出危机的路径的启发”。
关于大萧条，我们通常听到的美国版本可以简化如下：卡尔文·柯立芝总统长期的自由放任衍生了“柯立芝繁荣”，却埋下了经济危机萌芽，继而经济风向转向，胡佛总统的无所作为导致了经济衰退恶化，将美国人民拖入失业困苦的泥淖;而喊出“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则凭借整顿银行与金融体系、复兴工业、推行“以工代赈”、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系列新政，不仅拯救美国及其人民于水火之中，避免美国走上极权道路，也间接挽救了身陷“二战”的万千世界大众——罗斯福不仅带来美国的第三次革命，而且在和平与战争中都领导了美国乃至世界。
正如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所揭示的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并且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每每思潮风云变幻时，对于大萧条成因以及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叙述也会大相迥异，经济学亦不能幸免。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新保守主义逐渐赢得主流话语权，以往凯恩斯主义揭示大萧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不断受到挑战，其流派所提倡的扩大公共财政开支的对策也被诟病为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与之对应则是来自货币主义的观点，和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声望开始如日中天一样，货币主义的解释得到不少拥护，比如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中花费七分之一的篇幅来诠释大萧条，他们认为美国大萧条的关键因素在于“货币供应量”，一旦信贷紧缩，而美联储又紧缩银根，那么就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崩溃”，使得一次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实体经济的大萧条。货币主义者一向强调政府除了掌控货币政策之外无须过度干预经济，而即使是货币政策，他们也往往主张维持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
比货币主义者更激进的理念来自奥地利学派，其对大萧条的主要观点尤其以穆瑞·罗斯巴德不断重印的《美国大萧条》为人所知。罗斯巴德将大萧条的根源归结为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自由放任主义”，长期的信贷扩张埋下了危机种子，随后“政府的过度干预政策使得危机长时间延续”，如果政府减少干预，市场会自动完成恢复过程。
对照起来，美国著名记者、外交关系委员会经济史资深研究员阿米蒂·什莱斯的新著《新政vs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无疑是对凯恩斯版本另一个角度的颠覆。她的观点更为接近货币主义与奥地利学派之间：大萧条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的干预。这点也从她对于三位总统的褒贬可见一斑：她显然最为推崇柯立芝，她反复强调这位“沉默的卡尔”自有其原则，正是因为其喜欢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加之他的信仰，使得他信奉“自己少卷入，世界会更好”;对比之下，同党派的胡佛则是一位天生的干预主义者，他认定政府某些“行善之手”会帮助企业达到效果，至于罗斯福，又比胡佛更为激进。在她看来，罗斯福延续了胡佛的行善之手，而且更类似莽撞的令人恐惧的实验者，他的前提在于大规模军事化式的努力可以换来经济复苏，他甚至可以根据幸运数字来随意决定黄金价格。不过新政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失业问题，1937年与1938年一样，仍旧一派萧条，20世纪30年代成为美国少有的经济停滞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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