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与被损害
早在什莱斯之前，这类翻案著作已经不少见，比如《罗斯福新政的谎言》、《危机与利维坦》等。与众不同的是，阿米蒂·什莱斯重新厘清了大萧条中“被遗忘的人”的角色——无论在真实历史还是后继研究中，这类人的故事确实往往被淹没在对罗斯福的褒贬洪流之中。
“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这一概念最早来自耶鲁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格·萨姆纳的观点：当A看到一件对他来说是错误的事情，并发现X正在受其煎熬时，A就与B谈论这件事，接着A和B提议通过一项法律来纠正这种错误，以帮助X。“他们的法律总是提议决定A、B和C能为X做什么。但是C是谁呢?A和B帮助X没有错。有错的是法律，错误的是用契约的形式将C约束在这件事情上。C就是被遗忘的人，就是花了钱的人，就是从没有被考虑过的人。”作为斯宾塞主义的代表人物，萨姆纳信奉古典自由，他也极力反对福利政策，认为作为纳税主体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成为“被遗忘的人”，而政府重新分配不仅效率低下，反而可能使得中产阶层成为潜在福利被侵害的对象。
不过，当大概30年后罗斯福重提这个概念时，却完全被置换了概念：出于政治考虑，被遗忘的人不是指C，而是指X，C的处境显然更为悲惨，不仅继续被遗忘，还将仍然被要求“响应政治号召去献爱心，使那些政治家们的灵魂得到慰藉”。在阿米蒂·什莱斯看来，这个C可以是万千被税收榨取现金的小工商业主，也可以是瞩目的大人物，比如历经三位总统的财长安德鲁·梅隆、公用事业公司大王塞缪尔·英萨尔、落败罗斯福的竞争者威尔基、风靡一时的邪教领袖迪万神父……饶是如此，无论声名显赫还是无名小卒，这些C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付出代价，同时也被彻底遗忘。
被遗忘就代表着被伤害以及被掠夺，从不同角度看待历史却有迥异的看法，换言之，正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再分配与持续博弈，有效地构成了现代美国的经济、社会图景。典型如美国经济学新贵克鲁格曼，他就一直很推崇罗斯福新政，认为“前新政”(Pre-NewDeal)时期的美国如同21世纪初的美国一样，是一个财富与权力分配很不平均的国家;正是罗斯福新政改善了教育、医疗、环境等的不平等，为美国经济的“长镀金年代”奠定基础，他甚至号召奥巴马向罗斯福多多学习。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但越接近历史，可能对其本质更困惑不解。正如大萧条与新政，我们看到结果，却无法对原因得到清晰而明确的结论，对与错、是与非、因与果、左与右、干预与放任、自由与管制在诠释之中变得愈加复杂。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也曾承认大萧条的编写难度之高，“尽管历史学家们认识到了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但是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这场萧条是如此剧烈，而且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些问题对于现代的历史编纂来说就像是一个谜。”
新政是神话还是事实?干预是否有效?宏观政策短期与长期如何协调?也许不存在唯一答案，但思辨反省过程本身却能够让我们远离粗暴与武断，在比较与印证之中逐渐接近马克思所谓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毕竟历史并不仅仅是吹弹欲破的薄薄一纸，也不会永远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也很难概括为一句美丽口号了事。顾颉刚断言历史源自“层累地造成”，这本来就是其吊诡与迷人之处。
中央银行家：毁灭与救赎
大萧条过去多年，似乎已经成为永恒的过去。就在数年前，如果发问“大萧条会再度发生么”，还会显得不合时宜。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样的发问却十分切题。
大萧条如何产生?大繁荣如何滑向大萧条的深渊?直到今天，这一问题尚无定论，各派争论喋喋不休。在不同的讲述中，大萧条有着不同的形貌沟壑。在美国金融史作家利雅卡特·艾哈迈德看来[58]，最好是从中央银行家的视角观察大萧条如何一步步展开。对于大萧条的清算，他选择将历史的解剖刀挥向中央银行家，也就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俱乐部的四位成员——当时他们分别执掌英格兰银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德意志银行和法兰西银行。
关于大萧条的一切，其实在“一战”开始之前已经埋下伏笔。伴随着“一战”炮火，美好时代也随之终结。不仅欧洲满目疮痍，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也难以为继，大部分黄金流入了最后参战的美国，美国人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笔巨额财富;而欧洲大部分国家处于破产边缘，难以给予货币以相应的黄金保障，贬值或者紧缩成为两难选择。
在此格局之下，金本位越发成为一种怪诞的“扑克游戏”，所有筹码也就是黄金都集中在了美国，这个对于国际政治尚处于懵懂青涩状态的国家手里。也正因此，中央银行家的角色逐渐由隐秘幕后被推向经济决策中心，成为隐形世界的君主。当时的流行论点认为，黄金仍旧是繁荣的基石，金本位也是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石，世界应该最快地回归金本位。这些中央银行家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中也大多秉承这一思路，通过强调国际外汇市场稳定、资金流动自由等手段，经济增长得以恢复——然而，救赎黄金的代价，可能是世界的毁灭。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切看起来很美好。不过这一短暂、表面的繁荣背后，也隐含着岌岌可危的动荡，最终导致了大萧条的发生。《金融之王》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毁了世界的银行家”，也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他们的盲目自信毁灭了繁荣。四位本应拯救世界经济的中央银行家回天无力，甚至他们的种种应对与努力，按照作者判断，也显得“无序和徒劳”。
除了这些中央银行家之外，经济危机中还有另外一位主角，那就是经济学家约翰·梅塞德·凯恩斯。他年轻自信、才华横溢、洞察力惊人、浮华潇洒，四位银行家痛苦应对的历史，几乎也成就凯恩斯冉冉升起的履历：他最早洞察到战争财政的难以为继，也指出了战后赔款对于经济与和平的戕害，更是早早洞察出金本位制对于经济发展的桎梏。
利雅卡特·艾哈迈德显然处处将凯恩斯置于四位主人公的对立面，凯恩斯几乎成为对毁灭的救赎。甚至作者对于四位主人公的笔触，也很类似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对各国元首不失嘲讽的洞察：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诺曼，有些神秘和神经质;法兰西银行的埃米尔·莫罗，生性多疑且憎恨和恐惧外国人;德意志银行的亚尔马·沙赫特，死板、傲慢、才华横溢而又狡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表面上劲头十足，但其实是个深受伤害、不堪重负的人。
因此，大萧条不应该简单地按照其本身来看待，而必须将其置于20世纪历史之中审视，其间，“一战”影响、金本位、战争债务和赔款、恶性通胀、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暴富等线索都复杂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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