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很多细节充满争议。1914年，大部分中央银行都是私有的，也使得它们的角色定位微妙。譬如，英格兰银行最早是为了支付奥斯堡登战争费用而诞生，经营者来自一群不能见容于法国的胡格诺派城市商人;后来采取理事制的英格兰银行的管理者们也往往有本职工作，管理英格兰银行不过被他们看作“应尽的公民义务”。阴谋论者往往以央行为私人所有而大做文章，却不知历史有其根由。
利雅卡特·艾哈迈德在副标题里用了“毁了世界的银行家”一语，意在扼叹衮衮诸公未能挽救世界于金融危机深渊，这既是夸张也是写实，这使得美国金融危机之中的财政部长盖特纳读到艾哈迈德的著作时用“不忍卒读”、“太恐怖了”来形容[59]。不可否认，早期央行运作形如俱乐部，从理论到工具皆简陋不堪。回头来看，往往惊异于掌舵前辈对于货币以及经济见识之业余，即使今日，伴随宏观经济学发展，诸位央行行长是否有根本性长进?今日对金本位的牧歌般呼唤是否是建立在对历史与经济的全面理解之上?
金融危机一直与人类历史并存，只不过在20世纪之前，或许金融裹挟经济的程度不深而已，习惯高增长的国人今后或许将更多要习惯衰退与繁荣的轮回。
[58] 参考利雅卡特·艾哈迈德《金融之王》(2011)。利雅卡特·艾哈迈德是职业投资人，曾任世界银行投行部主管。该书获得了2010年普利策历史奖、金融时报–高盛最佳商业图书、《纽约时报》年度十佳图书等奖项。
[59] 盖特纳，《压力测试》，中信出版社，2015。
从白芝浩到伯南克：最后贷款人
对大萧条的研究近年来越来越集中在中央银行的角色与作用上。大萧条被伯南克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可对于圣杯的解释仍旧充满争议，但基本教训已有一定共识。大萧条的最大悲剧在于起初中央银行没有摆脱金本位的束缚，后面的事实也说明一个规律，即哪一个国家最早摆脱金本位，哪一个国家就最早脱离萧条。
与此同时，大萧条也被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称为美联储的第一次“大考验”，但是美联储应对并不积极，表现不佳。[60]伯南克研究大萧条起家，他的观点比较能够代表主流意见。回顾历史，他认为这是因为美联储受到当时流行的清算主义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美国银行过度放贷，让银行体系收缩，经济就会自然恢复健康。可惜，历史发展并不是这样，美联储犯了两个错误，从货币政策方面没有刺激经济，防止失业以及紧缩;从金融稳定方面，美联储没有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导致银行倒闭潮，进而引发金融市场崩溃。
关于货币政策方面，前文讨论已经比较多，我此处想重点讨论第二点，也就是“最后贷款人”这一原则事实上是中央银行家的信念，这一信念支撑金融市场从英格兰银行时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时代。金融危机之中，银行挤兑是最常见也最可怕的事，美国大萧条同样如此。美国大萧条中，超过9000家银行倒闭，仅1933年就有4000家。在信贷冻结、萎缩甚至崩溃中，重温白芝浩原则(Bagehot’s Dictum)非常重要。
关于货币史，似乎只有一个原则正确，那就是没有任何原则会永远正确。货币问题从来都是大问题，而变革时代各种金属货币与纸币并存，更是颠倒众生。难怪马克思也曾引用19世纪英国国会议员格莱斯顿的名言，“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
但白芝浩显然不在其中。白芝浩生于1826年2月23日，他被认为是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编，我甚至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财经总编，迄今《经济学人》仍保存着一个“白芝浩专栏”。而白芝浩的著作《伦巴第街》即使在今天也被美国前财政部长盖特纳称为“圣经”。
1860年至1877年，白芝浩在《经济学人》担任总编17年，迄今差不多150年过去了，白芝浩原则仍旧适用，这一原则即“最后贷款人”原则[61]。我之所以反复引用白芝浩，源自其清晰而深刻的思考，它可以概括为在金融危机时，中央银行应该在提高利率的情况下继续对商业银行放贷，这一理念直到今天仍旧具有穿透力。
白芝浩的年代是英格兰银行不动声色缓慢变化的年代，从一家私人银行到公共机构的转化已经开始。到了19世纪，随着政府对于战争融资需求的缓解，英格兰银行已经屹立百年，虽然经历了不止一次资助和停止兑付，但最终证明了自身的生存能力和存在价值。白芝浩就认为，从任何一种意义来讲，英格兰银行都是伦敦唯一的银行公司。
与此同时，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外界的期待也开始变化。公众开始并不仅仅满足于英格兰银行对于金本位的维护，经历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议会调查和特许权变化，英格兰银行不得不逐渐回应公众的期待，也就是开始承担应对钱荒之类危机的责任。
白芝浩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这一变化，透过英格兰银行，对央行职能和政策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且得出了正确结论。那就是中央银行应该介入，在恐慌时期提供流动性。为了防止道德风险，中央银行此时应该提高贷款利率，通过这样的“惩罚性利率”甄别搭便车者。
尽管英格兰银行在1946年最终收归国有，其中央银行原型以及理念仍旧可以追溯到19世纪，许多理念是在没有榜样借鉴之下的探索。英格兰银行历史上面对的各类危机，最终也促成了对于中央银行游戏规则的诸多改进。中央银行的最终成型，对美国乃至世界都有不少启发。
对比之下，美国经济曾经经历漫长的自由放任，美国人民并不情愿成立一家中央银行，但在历次挤兑浪潮中，没有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美国也付出惨重代价，19世纪末20世纪初多次发生银行挤兑倒闭，而银行的流动危机最终会传递到储户。早期，银行应对挤兑提款，往往会停止提款，放弃营业，可是这往往会造成更大的恐慌。1907年，一场大面积危机迫在眉睫，当时美国著名的金融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出面，以个人威信力挽狂澜，帮助金融市场渡过危机，避免重蹈1893年覆辙——两次危机有所不同，1893年危机中，有500多家银行倒闭，而1907年危机中，尽管倒闭银行数量减少，但单个银行的规模变大，这对于金融系统同样意味着致命冲击。从这个意义而言，摩根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正是历次挤兑，促使国会重视金融系统稳定，才在1914年成立中央银行。有了美联储之后，无论1929年还是2008年，我们都看到中央银行在危机之中的重要作用。
即使目睹2008年的金融动荡，伯南克回忆起20世纪的金融挤兑，仍旧心有余悸，“恐慌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一家银行出了问题，隔壁银行的储户就会担心他们所存钱的银行是不是也会出问题。因此，一家银行遭到挤兑，会导致更普遍的银行挤兑或更大范围的银行体系恐慌……不只是许多银行会倒闭，更为严重的是，银行业恐慌常常会蔓延到其他市场，例如常常伴随而来的是股市崩盘。可想而知，所有这些事情加起来，会对经济产生怎样的不利影响”。[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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