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断言世界正在面临新一轮超级增长周期。增长不是新鲜事，历史上的两次增长周期促成了美国以及日本的兴起，甚至也因资源的争夺间接导致了战乱与冲突。这一次，会以中国以及其他“金砖国家”的成功兴起而告终吗?从历史角度看，世界经济永远是追赶的游戏，在你争我抢之中螺旋状上升。在曾经的增长周期中，我们也看到“日本第一”等豪气干云的口号，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也已经看到。这次“金砖国家”会不一样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金砖五国”各自都需面对自己的挑战。对于其中最为举足轻重的中国而言，2008年金融危机提出的挑战迄今尚未消解。为应对经济下滑，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乞灵于政府刺激与大举借债。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过强的刺激与过重的债务本身也构成了未来经济前行的重负，其中，中国政府于2008年推出的4万亿政策尤其值得反省。
4万亿刺激与地方债危机
一个4万亿就够了
按照惯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往往在每年11月末12月初召开，2011年会议报告也被认为是官方对经济形势表明立场以及预示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威风向标。
也正因为如此，每年“定调”的文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将中文的精妙发挥到极致。2005年宣称“继续搞好宏观调控”，2006年希望“经济继续又好又快发展”，2007年改为“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2008年调整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2009年变成“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则变为“稳经济、调结构、控通胀”——也正因为如此，据媒体报道，有官员曾索性建议把2011年政策基调定为“稳物价、促增长、调结构、保民生”。
来回变化的文字迷津之中，各路人士纷纷精心揣摩，试图给出一番解释。2011年“定调”悬念似乎较早掀开，之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了第二年宏观调控的两大要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求稳在市场预期之中，“稳健”一词则耐人寻味。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实际政策力度“紧”还是“松”，都被冠以“稳健”之名，就像政策风向无论是否逆转都统一为“微调”一样。
在“既要”、“又要”之类的主观表达背后，难以扭曲经济的本身逻辑。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结构调整等目标往往存在彼此掣肘之处，如何权衡费人思量，往往导致排在首位的目标更令人注意。其中，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定调的“保增长”。是年，面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着中央财政的4万亿大手笔，中国GDP增速终于“保八”成功。
如何评价4万亿，这将是未来数年中国各界难以回避的话题之一。支持方往往认为这一政策抵御了金融危机、保证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这“看得见”的成功的背后并非没有“看不见”的代价，须知每一项政策推出，除了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更伴随着中长期的潜在效应。
事后看来，4万亿有三大弊端难以回避。首先，这一政策使得随后两年中国经济饱受通胀之苦，直到2011年第四季度官方CPI才跌至5%之下。通货膨胀，本质就是政府掠夺私人财产的一种合法手段，隐秘而恶劣。在负利率以及投资渠道匮乏的格局之下，更是一种财富的逆向再分配，不少家庭的财富因此缩水。在官方低利率之下，每年银行存款中暗含的通货膨胀税就超过万亿。其次，这一政策导致了大量“国进民退”行为，大量挤出民间资本。过去的天量信贷，更多低效率地分配给体制内部门，造就了一度风靡全国的“地王”等现象。
最后，这一政策最为致命的败笔，在于再次鼓励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狂潮。政府计划看似只有4万亿，却以乘数效应撬动了地方政府不知凡几的几个“4万亿”，导致新一轮投资大跃进。前些年曾经有所收敛的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也因此彻底走向恶化，仅官方统计数据就高达10.7万亿，各级政府总负债保守估计占中国GDP的70%以上。进一步审视未来国有银行的坏账预期，其对经济全局影响令人战栗。
刺激效应消散之后，后续经济形势如何?如果说“最复杂一年”的老生常谈令人乏味，说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应无异议。
从4万亿之后几年的经济数据来看，喜忧不均。首先，通胀情况有所缓解，下行趋势明显，2011年11月CPI和PPI同比涨幅为4.2%和2.7%，双双创下年内新低;其次，官方PMI滑落到50之下，工业同比增速回落至12.4%，这意味着工业下滑趋势明显;最后，出口情况难以乐观，11月进出口都继续减速，贸易顺差出现25亿美元下滑，出口同比增长13.8%，低于上月2.1个百分点。伴随着欧洲情况恶化，出口下滑更为明显，数据也更为难看。
最黑暗的时刻显然尚未到来。众所周知，投资、出口和消费往往被视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长期以来不旺，出口因外围因素打压，中国经济如何避免在过度投资这条不归路上继续狂奔?笔者认为，最合适的政策组合，通过有纪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约束“闲不住的手”，同时激励“看不见的手”。
首先，应该通过财政政策为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潮降温。中国地方政府尚无明确法律责任主体以及相关问责制，一着不慎往往容易导致全局性失灵。当务之急，必须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圈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如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将是未来改革一大核心。
其次，则应该通过货币政策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2010年充盈于耳的企业倒闭潮，比起200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何在?真相或许在于，2008年信贷狂潮之后矫枉过正的非理性货币政策紧缩，将金融抑制发挥到极致。
所谓金融抑制，简单说就是对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过度控制抑制了金融的发展，导致金融市场相互割裂。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有利于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发展，却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低水平的金融发展反过来又会扼杀经济发展机会。
金融抑制出路之一是金融深化，但是金融发展的路径并不是简单放松管制就可以达到，甚至很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74]，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甚至最近的2008年金融危机，这也导致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少研究者认为政府的选择性干预有助于金融深化而不是妨碍金融深化，这就是“金融约束论”(financial restriction)[75]。比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经放言：“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
很有趣的一点在于，不少研究指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有利，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点(比如私人信贷近代接近GDP的100%)，金融对增长很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这也就是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状况。[76]信贷需求不足以及影子银行滋生的中国，出路又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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