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尚且没有定论，具体到现实，情况更为复杂。这也导致中国央行面临预防风险以及保持增长的多重困境，货币政策掣肘颇多。
于是乎，一方面，存款准备金长期处于历史高位;另一方面，官方利息却一直维持负利率，民间信贷四起。各地高利贷泡沫开始幻灭，无数民企即使能够熬过2008年金融危机，却未必能挺过近年这场经济严冬。
4万亿带来的诸多后果，使得民众往往闻宽松而心生厌恶。货币政策放松充满争议，一方面源于被视为通胀起源，另一方面也被解读为利益集团解套。
事实上，通胀的根本原因，不仅在货币发行，更在过度投资导致的货币自发派生。如果合理地约束财政政策，那么通胀并不会如同过去两年那样高企。进一步看，即使信贷再度宽松，其间大部分流向国有企业，但至少能够令民间企业信贷得到增量，从中分羹已经足矣。当然，这一政策需要配合存款准备金的降低以及官方利息的提升，跌宕多时的利率市场化与开放金融垄断，也需适时提上议事日程，显然需要监管者的更大决心。
从历史视角回溯，中国经济30年为何保持高速增长?固然政府的作用不可磨灭，不少学者就提出中性政府一说，又或者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但是根源仍在于体制放权促使民间经济体焕发活力。外界将中国发展模式称之为“竹子资本主义”：中国的高速发展，并非所谓“北京共识”的胜利，而是隐藏在官僚体制幕后的无数民间经济个体创造了“中国奇迹”。
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改革正行走在十字路口。以中国民间企业的企业家精神，足以使中国民企在法治不健全、规则不完备的社会之中也能野蛮生长，开辟出一方天地。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多年来一直呼吁由出口导向转化为消费导向，不仅其成败取决于民间企业，甚至中国经济的转型或许亦取决于民间。由此可见，所谓宏观调控芸芸，或许从来不是方向对错的问题，而是过多过细的问题。
再来一个“4万亿”?
2012年年中，一张在微博上几小时内转发过万的照片搅动各路人士神经。照片的主角不是明星，而是湛江市市长王中丙。媒体在照片介绍中写道，他在国家发改委门前“难抑激动地亲吻批复文件”——当天，也就是5月27日下午，中国发改委正式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动工建设。
湛江钢铁并不是个案，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正在启动，首钢迁移项目、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都在同期获批。种种迹象表明，项目上马速度正在加快。有媒体根据中国发改委网站的信息统计，5月21日就有超过100个项目获批，超过前20天获批项目总和。
相关板块股票闻风而舞，而银行相关领域的信贷也开始有松动迹象。各家投行开始预期新一轮刺激的可能性，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甚至直接宣称，中国为应对经济放缓而出台的刺激措施规模可能将高达2万亿元，也就是2008年“4万亿”的一半。
不过，湛江这位“父母官”的表情并未在网友中激起广泛共鸣，有人直接斥之为“丑陋的表情”。也有人质疑，为什么在钢铁过剩的情况下，还要继续上马项目?种种对于照片的感叹背后，暗示了对“4万亿”的集体不安。
“4万亿”的不良经济后果，要完全显现及消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此各界不乏共识与反思，对于“放松”也颇多忌惮。但到经济周期转折时刻，政策风向又开始有所变化。
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要“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三者的关系，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虽然这一叙述与201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稳增长、调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看来大同小异，但是市场还是从中读出了对放松与刺激的微妙权衡。
回顾中国经济，2012年并不美好。虽然中国经济从2012年初就宣布不再“保八”，但第一季度GDP增速下滑到8.1%时，却又令人大跌眼镜。随后，4月发电量以及进出口数据双双下滑，再加上银行信贷与货运量放缓，中国经济步入下行周期的信号明显。
从中国经济的构成来看，“三驾马车”之中，外需因欧美经济下行收缩，内需虽有增长，但无法弥补外需之缺。目前看来，唯一可以依赖的，似乎唯有“投资”这匹中国政府惯用的“轻车熟马”。
如此看来，新一轮“4万亿”真的无法避免吗?显然不是。中国仍旧需要投资，但政府投资应该退位。以往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已被证明效率低下，不断展期的地方债即是明证。以往投资中以政府与国有经济为主的方式必须改变。如果能够以民间作为投资主体，将促成经济结构的真正转型;未来出口与消费的进一步改观，也依赖于民间经济的活力。
经济的长远增长实力，依赖于优秀的民间企业的竞争力与创新力。也正因为如此，稳民企，才是“稳经济”的长远之策。催生民间经济活力，需要经济体制的突破，简单重申“36条”不足以撼动当前利益格局。
为什么政府主导投资的惯性难以改变?官员也是理性人，其行为决策由制度激励构成，在一个唯GDP指标考核的制度之下，“预算软约束”无处不在。只要中央政府财政略有放松，体制内的个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必然竭尽全力从中分羹，突击项目、短期花钱。
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够提升官员个人政绩，也可以为当地经济带来短期成效，而企业道德风险、银行呆账等问题则被置之身后。在这个有强大封闭性与自我运行效率的系统之中，能拉来项目的“父母官”或许才是称职的官员，无论对上还是对下。
回到湛江的例子，近700亿元钢铁项目获批，这对于当地经济及就业的拉动可想而知，将万千网民情绪归咎一人，并不公允。从该市长主笔的一篇《湛江钢铁湛江梦》的短文可看出，该项目得来不易，历时30年，数次上报，难怪他在北京回湛江的飞机上动情写下：“十年好事多磨，三十年梦想成真。面对湛江700多万父老乡亲，面对东海岛上万搬迁村民，几年来压在心中的那块巨石终于放下了!终于……”
这就是制度的作用。惯性的力量如此强大，裹挟一切个体;经济发展亦有其路径依赖，中国经济一次又一次走上政府投资主导路径，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地方版4万亿
2012年宏观数据可谓疲软，粉碎不少经济学家预计经济年中触底反弹的乐观判断，各大机构开始调整对于全年增长8%到9%的预期。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差?
数字不尽如人意尚只是开始，当大家争论宏观经济硬着陆或软着陆时，中央政策层面放松与否犹在迟疑，实体层面硬着陆已经开始。与此同时，各地开始以“稳增长”为招牌的自救行动，纷纷计划各类上马项目，宁波、南京、长沙出台不同版本刺激计划。其中，长沙宣称计划投资超过8 000亿元，而传言贵州将出台发展规划高达3万亿元——对此，外界称之为“地方版4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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