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2008年的4万亿，地方版4万亿有什么不同?当年4万亿中，中央所出部分不足当年GDP总量的5%，主要通过政府财政与银行融资支撑资金来源。对比之下，地方版4万亿资金来源尚不明确，而刺激力度之高则令人错愕。
不可忽视的是，各地地方政府也是市场的主要玩家，萧条之下，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趋势延续，网络上更有地方政府破产传言。
根据中国财政部信息，2012年7月全国财政收入10 672亿元，同比增加808亿元，增幅为8.2%，增速较6月的9.8%继续放缓，财政部亦将经济增长放缓作为税收收入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2011年超过24%的收入增速，恍若隔世，尤其是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机动财力多半来自土地出让金，2012年更已出现大幅下滑。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税收乏力是地方版4万亿的动力，也是其短板所在。除了各个地方版本的4万亿，我们听闻更多的是和税费有关的新闻，沈阳和武汉等地传出商户因畏惧打假而关门也在情理之中。
反观长沙，对比其刺激计划目标8 000亿，2011年长沙市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为668.11亿元，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 619.3亿元。据媒体报道，长沙市2012年上半年重点工程投资完成额仅为年度计划的31%，重大商务项目累计投资额仅为年度计划的21.78%;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底，重大项目2012年累计完成投资额仅56.04亿元。
更进一步看，在没有银行以及债市等金融体系明确支撑之下，地方4万亿能否获得足够融资令人怀疑。不难看出，地方版4万亿的出发点仍旧是政绩，不过是借“稳增长”之名包装投资冲动。
在财政资金吃紧之下，地方政府的如意算盘不外乎：以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结合争取项目规划，一旦获得发改委审批之后，依靠招商引资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外来资金，政府自己拿不出多少真金白银。
换而言之，地方政府画了一个大饼，试图作为美好蓝图获得各方政策和资金的支持。问题在于，如果全局政策宽松不够，地方版4万亿很可能难成大气候，只是“慷他人之慨”的假象。
前面已经详细剖析4万亿的诸多弊端，而地方版4万亿同样也存在类似问题。投资拉动见效快，但地方政府并无能力挑选最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也不具备运作项目的能力。投入巨资之后，往往不过是在已经产能过剩的行业中增添新产能，或者押注错误的技术方向。
即使项目中有民企介入，往往也是因为与政府关系过度紧密，类似官商利益共同体。其间贪腐层出姑且不论，其失败往往也难以快速出清，错误叠加之后，往往难以纠正，最终酝酿成全局性崩盘。曾闹得沸沸扬扬的光伏产业全军覆没的惨象，背后自有政府有形之手推波助澜的“功劳”。
现实世界不相信奇迹，旧日繁华渐成明日黄花。中国经济的减速将是长期趋势，近期外围环境恶化只是使这一进程有所提前，如今的经济下行之势只是开始。
在投资、出口、消费传统“三驾马车”的传统分析框架中，投资占比过大、过分依赖出口、家庭消费不足往往为人诟病。为此，一旦出口下行，经济“调结构”之声不绝于耳。
事实上，中国投资过度只是表象，甚至，投资是否过度亦是伪命题。从人均资本存量看来，中国远低于美国，仍旧需要投资。正如汇丰银行一份报告中曾经指出，2010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为1万美元左右，不足美国的8%，为韩国的17%左右。但是问题在于，中国需要的是有效率的投资。
中国的投资过度，其实只是投资错误，症结何在?在长期金融抑制的制度之下，民众畸形储蓄，利率被人为压低，行业准入被限制，资本分配更是“国”、“民”有别。
行政之手强行干扰经济周期的自然更替，必然导致经济冷热失调。往昔4万亿推动之下，大部分银行资金进入地方政府以及国企项目，不仅造成天价信贷推动之下的通货膨胀，而且造成大量错误投资，无效投资只能造就过剩产能，也挤压民间企业盈利。
也正因为如此，当前中国投资回报率下降根源之一，正是在于政府对投资的主导，几年巨量信贷投放，换来的GDP“保八”，其代价不菲。投融资体系改革说了30年，却并无根本性进步，行政之手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必须打破，如此才可能在长期重新获得增长动力。
由此可见，无论地方版4万亿还是中央版4万亿，都不是解决经济困境的必需。中国不需要4万亿，而需要进一步改革。未来经济增长倚重全要素成长率的提高，短期或可祭出逆周期调控政策，譬如结构性放松货币政策以及整体减税，中长期则依赖制度变革。
改革之路应从界定政府权力边界开始，让政府退出竞技场，回归规则制定者角色，强化对自身权力的制度化约束。
换而言之，地方版4万亿如果要奏效，除非地方政府依上述条款认真做起，以规则的制定者为追求。进一步看，地方之间也存在进一步分化，如果激励引导得当，未来权益保护得力、承诺可信度高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将会胜出其他地区。否则，光凭政策优惠而无基本权益保障，难以打动民企之心——譬如某些曾经强行回收煤老板手中煤矿的地区，相信在短期之内难以重觅资本。
一旦政府确立承诺的可信度，必然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氛围。如允许民企利用金融资源，进入保护垄断行业，必然有利于民企做长远计划，也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提高，构成对未来增长的有力支撑——过往所谓中国民企爱赚快钱之说，也不过是对政策朝令夕改的无奈应对而已。
沉重的债务是经济病症的体现，处理不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大收缩”的概念也因此得到热烈讨论。
[74] 这一理论因为麦金农等人的相关研究而为人熟知，可参见罗纳德·I·麦金(Ronald I. McKinnon)和爱德华·S·肖(Edward S. Shaw)，1973。
[75] 参见Thomas Hellmann、Kevin Murdock and Joseph Stiglitz，1997。
[76] 国际机构有一些研究，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基于某些国家，比如Jean Louis Arcand等人(2012)，Stephen G. Cecchetti、Enisse Kharroubi(2015)。
大收缩：全球债务危机中的中国
2008年之后，全球经济开始进行大调整，而2010年开始，“后危机时代”一词已经开始流行。从2011年开始，这也是全球经济繁荣幻相开始破灭的一年。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美德法日英意六大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产出超过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其中恢复较好的美国和德国也只是接近危机前的水平。[77]
恍如一夜之间，世界经济又回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刻的峭壁边缘：美国主权评级被降、全球股市大幅跳水、欧元债务危机连绵不断、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当人们对于二次探底疑虑在近两年经济复苏中逐渐淡化之际，近期市场的诸多下挫则告诉我们另一个真相：新一轮公共债务危机正在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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