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仇人的骨灰_钟伟民【完结】(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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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实实学中文

  要学好一种语文,很难,几乎要穷毕生之力;有些人,天资聪敏,长于52书库,家学既厚,中文学好了,又有缘放洋留学,或者因公在外地字海词林里经年浸淫,英文,也讲得顶呱呱;人各有命,我们只有钦羡的份儿;然而,这种能人,始终不多。

  要大学生中英文俱佳,是荒谬的,不切实际的。

  我们要跟日本人沟通,下了班,去学日文;要跟法国人沟通,去学法文;沟通,源于“需要”,也许需要学会看日本菜牌,也许需要跟法国妞儿交流。学英文,也是为了不同的“需要”。

  如果把教英语私营化,因应需要,各人到不同机构去学习,市场调节,可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省下多少公帑?有目的,自愿去进修,效果会比“被逼学习”逊色?

  人人会讲英语,社会才有竞争力?人民才得到尊重?别妄想了,菲律宾很多人会讲流利英语,为什么大家不把菲佣奉为上宾?

  我的英语水平只足够讲粗话骂鬼,法语水平刚可以订桌子吃法国蜗牛,一直活得好,半点不自卑;曾经半月内三入英国,过移民局柜台,同行朋友貌美,每回得表演流利对答半小时,移民官认为会讲英文的中国美女,都是去做鸡的。

  问来意,我只一句话:“Shopping and sightseeing.”再问,就回一声:“Pardon?”然后,继续“Pardon Pardon Pardon?”我去消费,还会说一句英语,身为移民官,竟不能让访客明白他问什么,有羞耻心的,都垂头摆手,不阻我“购物和观光”的雅兴。

  英文讲得比菲佣好,不会就变了上等人。回头是岸,老老实实,先学好中文,再去扮鬼,看着,会顺眼些。

  死相观察员

  “身份”,我一直认为,是天赐的,譬如说,在老母面前,我是儿子;在弟妹面前,我是哥哥;在大官面前,我是小民;在宠物面前,我是饲主;上学,我是学生;开店,我是老板;到餐厅去,我是顾客……“身份”,因时,因地,因人,变化万端,本来不必强求,不必挂齿。

  然而,人家迈进门来,递上名片,有双面印的,有折合式,有风琴式的;字,密麻麻,都是会长、理事、监事、常务委员会主席……“钟先生原来是作家啊!”理事甲细心,看到我陈列的几十种书。“写了这么多书,我怎么都没看过?”会长乙眼高,看不到自己的孤陋。“是我不好,没出有声书,照顾文盲。”这么说,当然开罪人。

  写作,蜗角虚名;卖石,蝇头微利;几十年过去,所得,就这“虚”、“微”两字,人,越来越自卑了;没有一个,或者一百几十个响当当的头衔,以后,我还怎么活?忽然有悟:高名难得,厚利难求,但要“身份”,又有何难?

  过去,寒舍临海,惊涛与微澜,观察了好多年,何妨自封“前海港常任监察员”?在澳门荷兰园天天吸废气,可以美其名为“民间废气义务测试员”。我狂躁,贪睡,听说,也算是精神病,学术点说,是“临床精神病被研究专家”。小店门前,时有道友霸占树下长椅死睡,臭气熏天,我驱赶这白粉道人,就是“扫毒”,就是“偶发性扫毒委员会荣誉会长暨常务委员”。

  在松山买了屋,居高临下,能看到西洋坟场、圣味基教堂、史料馆和广场,无事临窗,就是“古物古迹监察员”。每天下午,在店里摆开茶局,牛饮良朋送来的佳茗,更创出“黄狗射尿”这一门斟茶奇技,自称“原创茶艺家”,厚脸,绝不变红。我有个小学学长教耆英写大字,按理说,我就是“老人书法班导师学弟”……有人出了猫影集,从此有了“身份”,成为“野猫生活记录员”;我受了启发,每逢打扁蟑螂,遇死状古怪,富地方色彩的,即拍下娱宾,假以时日,我就是“曱甴死相观察员”;稍有心得,是“观察家”了。决定把头衔通统印在名片上,做一个有“身份”的人,自我感觉,太良好了!

  在密室里放毒

  “钟先生,我喜欢你的诗;然而,有一次跟老师提起你,他说你在八十年代是很可以的;不过,到了九十年代,就没什么好东西了;而且,你的名声,在盐叔文学界很不好……”这样的电邮和来信读多了,有点气,想解释一下:我名声不好,是因为我把盐叔的老婆五花大绑,强奸了;意犹未尽,连来做架梁的,也每人踢几脚,抽几鞭;他们受辱了,自然含恨放毒。

  “盐叔文学界”是什么东西?脚踏实地,为糊口奔波的正常人不明白,我就简单解释一下:那是一小撮盐叔和一小撮盐婶叙集的场合;这种场合,一般是个密室;他们在密室里唱酬,勾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颂赞之声在四墙回响,外头听不见,但闷在密室内,盐叔盐婶但觉对方大名震耳欲聋,大得听完要见耳科医生。

  过去,我不懂事,谑称为“寒夜取暖派”;寒夜,叔婶相拥取暖,还值得同情;为了取暖,不断伸手向政府要钱买炭,也可以谅解;然而,他们纠党营私,攻击密室外的“俗人”,就不可恕。

  所谓的盐叔文学,几乎可以说,就是“密室文学”;盐叔文学界,就是社会蛀虫们的“密室制毒界”。盐叔盐婶非常势利,身上烙满符号,例如,“巴黎”和“布拉格”等于高贵,“深圳”、“珠海”等于庸俗;“同人刊物”等于高贵,畅销刊物又等于庸俗;所以,艺展局资助,行销数十份,有一两份在大学图书馆暗角发霉的诗刊最高贵,在报纸风月版刊载的小说就最庸俗。他们有病,认为文学的“贵”和“贱”,不在其质,在乎发表的地方。

  “制毒界”有马脸毒物,不甘毒气闷在密室,教大学,开“写作”课,广纳信徒。读友中毒头痕,问:“什么叫‘非功利性写作’?”一言以蔽之:非功利性写作,就是无共鸣性写作,无共鸣,就无好坏,就没有人能揭发这帮狗娘养的盐叔盐婶有多坏。

  唉,我话说得这么明白,声名,还会好么?

  回忆里,草色常青

  听“The Brothers Four”演唱会。

  会展三号展馆很大,满座了,上万人;歌者老了,也许一开始,就这么老。那年,我十五六岁,香港还有冬天,上夜学,下课经过南昌街,灯火阑珊,人车寥落,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Gone to grave-yards every one……寒风里,小店传来歌声。

  夜深,就那爿唱片店和两三家粥面铺营业。

  那年头,家里没唱机,请店东把黑胶唱片录到录音带上,磁带盒没有肖像,只抄了歌名;去学吉他,会弹唱几首容易的,记得还学会了读五线谱,懂几段独奏。

  似乎什么都忘掉了,就只有那些温柔的旋律还记着。

  我十五六岁那年,四兄弟,也许就是这个样子;四个人,难得都健在;歌也老了,老了的歌变得醇了;平和,宁静,仍旧诉说着战争的荒谬和荒凉;这是我鲜有地认同的,其中一种“美国精神”;如果反战,算是美国精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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