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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和让别人笑 伏尔泰 (1694—1778)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可以说，他的生活就是以 一个玩笑开始的。1694年11月21日，当他降生的时候，由于他的羸弱和瘦 小，许多人预言他活不过四天，然而他与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扎扎实实地活 了八十四年。 伏尔泰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名公证人，又 是一位让森派信徒。让森派作为天主教中的一个新教派别，本身就是一个矛 盾。他们反对国教的繁琐教义，主张个人独立研究和解决 《圣经》。和英国 的清教徒一样，他们鄙视尘世的幸福，宣扬来世的教条。 童年的伏尔泰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的。很小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母 亲，父亲强加给他的抽象的神秘主义学说并不能使他提起丝毫兴趣。相反， 倒是使他滋生了一种反叛具体现实的渴望，他十分憎恨让森派学说。 伏尔泰自幼天资聪颖，活泼好动，喜欢观察周围的事物，谛听别人的交 谈。但是，当他在耶稣会举办的贵族学校路易中学读书时，却从不用功，而 只是对看闲书感兴趣。他不仅对法国文学史和近代史学趣颇浓，而且对伊壁 鸠鲁的自由思想十分推崇。从那些开始，他便开始写诗，并且很快便小有名 气。 倒是伏尔泰也确实不值得在那样的学校里用功。他后来极其严厉地指责 了那所学校，因为那所学校什么也没有教给他： “我甚至对自己的祖国也不 熟悉。我既不知道我国的基本法律，也不知道她所需要的是什么。我对数学 和正确的哲学都毫无所知。我所道的只是拉丁语和愚蠢。” 然而，那时的伏尔泰是没法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当他结束中学 时代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下决心要当一名作家时，他的父亲勃然大怒了： “文学的职业除了饿死别无他用。”这就是伏尔泰的父亲对文学的理解。在 父亲的威严面前，伏尔泰屈服了，他被送进了一所法科学校。 因为事与愿违，伏尔泰自然不可能去专心致志地研读法律，而是与一帮 上流社会的贵族子弟打得火热。在那样一个圈子里，伏尔泰是一个很受欢迎 的人，因为他谈吐锋利、出语俏皮、冷嘲热讽的本领初见端倪。 “笑和让别 人笑”是伏尔泰早年信奉的生活格言，其实也是他个性的一种体现。可以说， 笑，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如果说他早年的笑和让别人笑更多的是一种玩笑， 那么，随着他思想的成熟，这笑则变成了一种尖刻、犀利的嘲笑。任何虚荣 和伪善都会在这种笑中解体，任何达官显宦听到了伏尔泰的笑声都不免胆战 心惊。 然而，伏尔泰的笑声随着他的第一次入狱消失了。由于他写了一首讽刺 摄政王的小诗，他于1717年被送进了巴士底狱。在狱中，他完成了第一个悲 剧 《俄狄浦斯王》和史诗《亨利亚特》。持续十一个月的监禁之后是接着的 流放。在此期间， 《俄狄浦斯王》在法兰西剧院上演，大获成功，连演四十 五场，盛况空前。摄政王因此赦免了他，还十分赏识他的戏剧才能。为了对 摄政王表示感激，他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 《巴士底狱》，诗中非但没有发 泄一点怨恨，反而认为坐牢与流放只是一场误会。摄政王读罢此诗心中大喜， 于是决定接见他。伏尔泰在受宠若惊之际，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现在的这个 样子。他的真名叫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改了名字之后，伏尔泰就获得新生了吗?好像是的。从大量的资料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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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起码在他第二次入狱之前，伏尔泰过了几年春风得意的生活。他频 繁地进入上流社会，博得了一些贵妇人的青睐;他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经营商 业，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戏剧创作 中。有了 《俄狄浦斯王》的成功，伏尔泰又写了一系列悲剧，但不幸的是上 演时反应平平。伏尔泰大病一场之后转写喜剧，至此，他似乎才找到了自己 的感觉，他的讽刺幽默的本领也有了一个施展的机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 写了 《冒失鬼》等一系列有名的喜剧作品。 正当伏尔泰沉浸在名声、荣誉、财富等等理所当然的激动中的时候，巴 士底狱再度向他招手了。起因是他与一位贵族发生冲突，却遭到了这位贵族 指使的人的毒打，之后又以“叛逆的言论和危害治安的行为”被投进了监狱， 紧接着出狱的是流放。封建专制制度的法律开了伏尔泰一个玩笑，而伏尔泰 从他的切身经验中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封建专制的政体下，除非是达官 显宦，个人的地位和人生安全是没法保障的。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伏尔泰 才坚定了与封建专制斗争的决心。 流亡期间，伏尔泰去了英国，在这个 “自由之岛”上，到处呼吸着自由 的空气，伏尔泰不由得神清气爽。他努力学习英语，经常出入剧院，广泛接 触朋友，研读英国文学。对莎士比亚，他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莎翁 是一个颇具天才的野蛮人——矛盾又出现了。 对于伏尔泰来说，英国之行的收获是巨大的。在 《英国通信》(后来改 为 《哲学通信》)中，他详尽地考察了英国的制度、社会状况、农民的生活、 自由的程度，并与法国作了全面的比较。对比的结果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这个国家，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头脑，不必为恐惧什么而卑躬屈膝。” 尽管伏尔泰对英国推崇备至，但是当取消了他的流放、允许他返回巴黎 时，他仍然感到非常愉快。然而，回到巴黎并不意味着他安定生活的开始。 1734年，由于 《哲学通信》的秘密出版，他又一次面临着被捕入狱的危险： 巴黎最高法院没收了书铺的全面存书，并把它们在法院大厦的台阶上当众撕 毁焚烧，同时，也对作者发出了传票。当巴士底狱又一次敞开它的怀抱时， 伏尔泰不敢怠慢了，他摆脱了警察的逮捕，逃到了当时不属于法国管辖的洛 林，投入到了他情妇的怀抱。 伏尔泰的情妇是夏德莱侯爵夫人。夏德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而是当 时法国最有学问、超群出众的女性之一。她身材修长、威严庄重，大部分时 间里，她呆在书房里探索化学、物理学、哲学和数学的秘密。有时候，她用 望远镜整晚整晚地观察天体，得空便翻译牛顿的 《原理》和弗吉尔的《埃内 伊德》。在这样一个仪表与心灵都超凡脱俗的女性身边，伏尔泰不但品尝了 生活的温馨、爱情的甜美，而且还利用这极为珍贵的时间进行大量的文学创 作和理论研究。 在这里，伏尔泰开始了哲理小说的创作， 《如此世界》、《查第格》、 《小大人》、《梅农》就是在这时候写出的。在这里，他还创作了长诗 《奥 尔良的处女》和大量的戏剧作品如 《恺撒之死》等等。也是在这里，他完成 了心中酝酿已久的 《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两部历史著作。还是在这 里，他完成了重要的哲学和科学专著 《形而上学异论》和《牛顿哲学原理》。 1749年，夏德莱夫人去世了。伏尔泰挥泪告别了他隐居十六年的生活和 安宁平静的日子。此后，为了寻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他又一次怀着矛盾 的心情投奔到了普鲁士国王菲特烈二世的门下。但是，当他意识到这位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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