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的依然是农业口的工作。蹲点、调查往农村跑;制定农业规划、农业政策更离不开广大农民兄弟。他常说：我们的血脉里有中国农民的血液。
近几年是怎么了，还是那片国土，还是黄皮肤黑眼珠的人，却把中国的农村弄出了许多令人瞠目的变化。生产承包责任制几乎席卷了全国农村。对此，议论颇多。“好得很”、“糟得很”两种针锋相对的说法像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一样。这对于曾经长期分管过农村工作、参与主持制定过农村工作多项方针政策的谭老板说来，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他没有表态，也没有发议论，而是坚持说，要到农村看看。
此时，北国还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而江南却是春意盎然。老人不顾疲劳，东奔西跑，看了一个村，又看一个庄。他在一家种植白木耳的农户面前，详细询问了收入情况，当他得知这家年收入在万元以上时，不禁问了一句：这里没有“浮夸”吧?农民领着他看了自己购买的汽车，他信服了。
江苏农村的巨变，使谭老板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幢幢红砖蓝瓦的小楼的主人，不是高级干部，也不是工人、机关干部的宿舍，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屋里的陈设，都有80年代的特色。他指着刚刚修好的一幢小楼，问它的主人：
“是自己出钱修的?”
“攒了3年的钱。”小伙子很诚恳地回答。
“三层楼都用来干什么?”
“一层老人住。二层我们住。三层是库房，放粮食和东西。”
“让老人住楼下可不好!”
小伙子一听急了，说：“可不是我们故意让老人住楼下。是老人嫌上下楼不方便。”
谭老板哦了一声，笑了。
随行的同志都记得，那一晚，谭老板在住地的院里转了好久。他不言不语，只是慢慢地转啊走啊，甚至惊飞了树上的鸟儿。
是什么东西刺激了他?他在思考什么?警卫员不便问，别人也不好问。他转回寝室后落座在沙发上，慨叹一声：“哪个时候，中国都在发热，全党都在发热呀!”
那段日子在他记忆中是不会轻易抹掉的。
他清楚地回忆起既充满豪情，又脱离实际，既意气风发又充满幻想的日子。他对警卫人员说：“那时候，大家怎么都相信那些没有影子的事情呢?”
1958年1月3日，汕头先报出了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紧接着，贵州金沙报出了3025斤的记录。北方不甘落后，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015斤。湖北襄阳、河北魏县、湖北谷城、河北临漳、湖北光化、河南商丘、辉县、西平……一个比一个产量高。到了盛夏，高产的温度比大自然的温度还高——湖北麻城亩产36900多斤，安徽繁昌43075斤，四川郫县824525斤。
这是天方夜谭吗?不是。只要翻开那时的报章杂志，“卫星”是随处可见。我们的党报，以通栏的大标题印着醒目的黑体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些，谭老板不仅相信了，而且还大力鼓吹过。第一次引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口号的工作组，就是他派出去的。
想想也难怪。新中国刚成立，面对一穷二白的华夏大地，毛泽东不是说过嘛：“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亿万人民需要的，不正是过好日子吗!
人民的需要和领袖们的愿望重合在一起，而怎样走向富裕又没有现成的模式，所以就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跃进”。
那时的口号多么鼓舞人心啊!“超英赶美”，15年超过英国，20年赶上美国。
至今，人们也不会怀疑这些口号的动机是否正确。而人们看到的，是这个口号是多么的不自量，多么的盲目和可笑。
事实是，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工农业不仅没有追上英国，赶上美国，反而同他们差距更大了。
毛泽东是喜欢跃进的。要不，他怎么能在《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上批示：“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呢!
谭老板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无比兴奋。在这一点上，他们合拍了!
毛泽东冒着酷暑，到农村视察。他要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徐水、安国、定县、新乡……处处是热火朝天的景象。再加上老天作美，庄稼长得确实好。这不能不促使毛泽东热上加热。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他主持作出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致使原来是局部的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向全国蔓延。
那段时间里，谭老板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形势每天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分管农业口工作，哪能有片刻的歇息。他下河南、跑山东、走安徽、去浙江——
谭老板所到之处，看到的是丰收在望的庄稼和人们的冲天干劲。到处是猎猎的红旗，到处是“大战丰产田“的人群。他情绪受到鼓舞，他觉得自己在八届五中全会后定下的指标是“右倾”保守了，毛泽东提出的“插红旗、拔白旗”是有道理的。各地形成的“高产竞赛”、“高指标竞赛”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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