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精彩的是最后一段——
我的老朋友说：你这个“盗”和“娼”的解释都不是古义。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
人们关于上海和中国的“摩登”，说了无数的话;在我看来，如果忽略了鲁迅的这一“摩登观”，至少是不全面的。
鲁迅还教我们如何在“俯拾即是”的报刊“名文”中读出“滑稽”来。鲁迅说，“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因此，“报章上正正经经的题目，什么‘中日交涉渐入佳境’呀，‘中国到那里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来，真如橄榄一样，很有些回味”。这里的关键自然是去不去想，我们因为懒于思考而失去了许多读报的乐趣;但也还有一个怎样想、会不会想的问题。就拿鲁迅所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吧：“九月间《自由谈》所载的《登龙术拾遗》上，以做富家女婿为‘登龙’之一术，不久就招来了一篇反攻，那开首道：‘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嫉，妒嫉的结果是攻击。’”〔34〕我们可以感到这样的反攻有点滑稽，但似乎说不清楚;我们看看鲁迅怎么说：“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结果’，便分明是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读到这里，是不能不失声一笑的。
鲁迅还举了一个例子，那是《论语》杂志上选登的“冠冕堂皇的公文”：四川营山县长禁穿长衫令：“须知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且国势衰弱，……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真像鲁迅所说，这本身就是一幅“漫画”，只要稍微一想，就会忍俊不禁的。
但鲁迅仍认为这或许过于“奇诡”。在他看来，“滑稽却不如平淡，惟其平淡，也就更加滑稽”。因此，他说：“在这一标准上，我推选‘甜葡萄’说。”〔35〕——这倒是鲁迅一贯的美学观点，他曾写过一篇文章盛赞果戈理《死魂灵》所写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其实这些“几乎无事的悲剧”从另一角度看，也是“几乎无事的喜剧”。而我们的报刊上，这样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和喜剧”，如鲁迅所说是“俯拾即是”的，就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并善于看和想。
三
我们现在大概可以想象并理解海婴回忆中所说，鲁迅“眯起眼睛靠着藤椅打腹稿”的情景了。他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思考方式消化他在读书看报中的感受，他常常想得很深，很广，很特别，于是，就有了出人意外的发现与表达：鲁迅的杂文就是这样产生的。
请读这篇《〈杀错了人〉异议》。〔36〕这是由当天(1933年4月10日)《自由谈》上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引发的。曹先生的文章怒斥袁世凯等军阀“杀错了人”，不应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而“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诚如鲁迅所说，这篇文章读起来会“觉得很痛快”，但鲁迅“往回一想”，就不但感到“不免是愤激之谈”，而且发现了一些大问题，从而引出“异议”：“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乍一看，这样的“辩护”似乎出乎意外;但且看鲁迅的分析：“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这样换一个角度翻转来想，确实使认识深化了;而且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而为什么总是一再地“看错人”(想想刚过去的20世纪我们看错了多少人!)，却是更值得深思的。
临末还有一个对“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的异议，鲁迅谈得很少，很含蓄、幽默，但却也忽视不得;鲁迅早已说过：“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37〕弄不清这一点，也会带来无穷灾难，这也是为20世纪的历史一再证明了的。
这里还有一篇《〈如此广州〉读后感》。也是由《自由谈》上一篇批评广东人“迷信”的文章《如此广州》引发的。如鲁迅说，迷信本身是“不足为法”的，批评广东人的迷信，自然也无可非议。但鲁迅却看到、想到了另一面：“广东人的迷信却迷信得认真，有魄力”，舍得花钱，而且这似乎是广东人的传统：“汉求明珠，吴征大象，中原人历来总到广东去刮宝贝，好像到现在也还没有被刮穷。”相形之下，大多数中国人的迷信就显得“没出息了”：“迷信还是迷信，但迷得多少小家子相，毫无生气，奄奄一息，他连做《自由谈》的材料也不给你。”鲁迅的意思是：同样是迷信，“模胡不如认真”;而由此却引申出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38〕——由一篇批评迷信的普通文章引出如此严肃的思考，也是出人意料的。
52书库推荐浏览：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