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
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应该体会更深一些。虽然在家里我不是老大，孩子中我是最小的一个，但情感经历应该更像电视剧中的石林。可以说，在石林的身上能够找到我的影子。
我20世纪80年代初入伍，那一年我刚满16岁。当兵的地点在内蒙古的赤峰，是空军的雷达兵部队，条件比较艰苦。那时父亲还没有退居二线，我一直希望父亲在我的问题上能给予一定的关照，把我调到条件稍好一点的部队去，以便更利于自己的成长。我深知父亲是不会同意的，便只能给母亲写信，诉说自己的想法和苦楚，母亲毕竟是母亲，一封又一封信终于打动了母亲。母亲就拐弯抹角地找好了人，同意把我调走，调动即将办成时让父亲发现了，一个电话使母亲的努力化为泡影。我当时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于是便很少再和家里来往了，当时的心情很悲壮。那时我就想：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都要靠自己了。那时的战士都希望找机会回家看一看，我则不愿意回家，更不愿意面对冷酷的父亲，有几次甚至出差路过家里都没有回去过。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直对父亲的做法不理解，甚至在心里怨恨过他。
这么多年过去了，自然已不再恨父亲，也算明白了一个父亲对儿女的良苦用心。父亲跟我们几个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13岁参加革命，靠谁了?靠的是自己和组织，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现在想父亲那样做是对的，但当时却不那么想。想得最多的就是和父亲治气，用治气来激励自己，那时我就暗中发誓：你等着，我干出个人样来让你看看。
第5章 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前
1981年的时候，人们对于参军已不那么热衷了。我就是在那一年入伍参军的，不是没有更好的方式造反，但对于我来说，当兵是最好的方式。
对于生于上世纪60年代、成长于70年代的我来说，从小就有一种英雄情绪。这种情绪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疯长着。英雄的梦想是向往战争，结果却没有等来战争，没有战争的岁月里，对于青春的热血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那时当兵的地点在内蒙古的赤峰市，那里有草原和成群的牛羊。天高地阔的草原很适合幻想，于是就有了我的文学。
我认为英雄情绪和文学情绪是一奶同胞，密不可分。有时分不清彼此。也就在那时，文学的情绪在英雄主义身上诞生了。英雄和文学都是需要创造的，创造的过程是需要幻想的，于是，文学在英雄的乐章中渐渐长大了。
过程永远都是通俗的，甚至有些残酷。在部队里，从战士到排长、干事的这一过程中，文学一直与我相伴。那时我认为，可以不当干部，但生命中不能没有文学。那时我给自己立的第一个目标是25岁，希望自己在那个时候不再被退稿，有作品能够经常发表。那是在20岁时立下的第一个夙愿。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果然，我的第一个目标实现了。
两年的学习生活，重要的不是学了很多的理论，主要的是走进了小说，知道什么是小说，小说该怎么写了。于是，作品便一发不可收拾，在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中篇小说8部，短篇小说二十余篇，陆续地都发表了。不仅发表了，在一定范围内还得到了好评和肯定。那时我觉得北京真好，她不仅让我亲眼目睹了著名的天安门，还让我登上了文学的高地。
接下来，我又给自己树起了第二个目标，那就是30岁，想在30岁的时候一定要在文学这块园地上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于是，努力奋斗，在这一过程中，我从外地调到了北京，也就是从草原来到了天安门前。
任何的事业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容易，有时甚至是要走一段弯路的。虽然作品不再愁发表了，但想上一个台阶又谈何容易呢。应该说三十多岁的时候是个关口，不仅文学创作不顺，共处也很难受。在1997年，也就是我33岁那一年，我脱下军装，离开了部队。我脱下军装那一天，屈指一算，我在部队已经整整工作了16年。在人生的经历中，16年应该不算短了。青春年华和梦想都在了军营，可想而知，结出的果子会是种什么滋味。
转业之后，文学创作仍没有放弃，也许是这种徇情作用，再回首军旅岁月时，就多了许多的审美，大情大物都根植于其中。也就是说从1997年开始，我动笔“父亲系列小说”的创作，从《父母大人》、《父亲进城》等，到刚刚完成的《父亲和他的儿女们》，一共有十余篇。从我的军旅，到父辈的军旅，可以说是我经历的一个延续，也是我创作的一个延续。这种经历使我个人成长了，文学上也成熟了，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使我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态度。
从这时开始，我才惊讶地发现，人已经离开部队了，但是心和少年时的情绪仍深深地根植于部队那片沃土之中。是那方水土孕育了我心我身、乃至我所有的梦想。就是在我离开部队这五年多的时间里，仍然有人在称我是军旅作家。其实在我的心里，作家是不需要分行业的，但有人这么称谓我，我还是很高兴的。
也许是机缘，或许是梦想的轮回，我于2002年11月，又一次走进了部队。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成了又一个工作单位。从现在开始，我又是一名部队作家了。写作将是我永生的职业，创作军队题材，更将是我创作中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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