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鲁迅去了有“革命策源地”之称的广州。他到黄埔军校演讲，强调枪杆子的重要性：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个炮弹却能将他轰走。
中山大学他是唯一的正教授，兼文学系主任，月薪三百大洋，可能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块钱。他住在东堤的白云楼。许广平当他的助教。她是广东人。
鼎鼎大名的鲁迅，自然被视为社会名流。各式请柬雪片般飞来，名人请名人，要员请名人，其中有孔祥熙、戴季陶、陈公博这样的显赫人物。而那些自以为是个人物的人也请鲁迅吃饭，真是五花八门。鲁迅不吃这种饭，拒绝十分彻底：门上贴出四个字“概不赴宴”。吃一回就会有十回……鲁迅之所以能够发现各式“捧杀”，与他拒绝成为名流、拒绝插上各式身份标签有关。赴许多饭局，说无穷套话、废话，对一个思想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萨特曾形容这类饭局：不是人吃东西，倒是东西吃人。
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加缪并不拒绝这个奖项，却同样讨厌社交。
多少英才被无谓的应酬缠死。犹如水下杂草缠死浪里白条。
纠缠花样之多，几本厚书写不尽。
时间多宝贵。而总有一些人活着就为了互相纠缠。废话滋生废话，时间消耗时间。周旋作揖打拱，每张脸上都暗藏几张脸，鬼头鬼脑层出不穷……
鲁迅以坚实的个体，很容易识种类繁多的群体式的伎俩。
思想者岂是一句空言!
难怪他后来感慨：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
鲁迅在广州，曾秘密会见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陈延年。
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在广州也大搞白色恐怖。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被抓捕，鲁迅冒雨参加紧急集会，愤而辞去大学里担任的所有职务。
一年几千块大洋，不稀罕。
鲁迅曾长期寄希望于青年，现在希望趋于破灭，《答有恒先生》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而已集》题辞：“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在广州，鲁迅陆续编定了《野草》、《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在那样的环境中，脚踏实地的文化工作未曾中断。
十月，启程去了上海。
上海十年。
先住闸北景云里，许广平先生有文章《景云深处是吾家》，每个字都饱含亲切。后迁北四川路大陆新村九号，房子宽敞而整洁，陈设漂亮。鲁迅从不排斥物质生活。
《语丝》从北京搬到了上海。
创造社、太阳社在上海很活跃。茅盾、郭沫若分别从武汉和香港来到上海。鲁迅与茅盾、郁达夫、冯雪峰等一见如故。后来与翟秋白更是平生至交。他不喜欢梁实秋。讨厌帮闲文人……
三十年代的上海，聚集着中国的文化精英。
鲁迅专心着述，翻译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着作。他很少出去演讲了，虽然各大学纷纷邀请他。
许广平生了孩子，取名周海婴。鲁迅对她体贴入微，在她的房间里布置鲜花，让她出院回家惊喜不已。
1931年的9月25日，上海文化界新闻界祝贺他的五十寿辰。
他工作，工作，工作……
通宵达旦是寻常。肖红说：“鲁迅先生在椅子上躺一躺，翻翻闲书，就是休息了。”
别人喝着咖啡，鲁迅工作着。
他抽烟，抽烟，抽烟，时常每天多达五十支烟。鲁迅先生，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多少爱着他的人劝他少抽，或抽点好烟。朋友送他好烟，他却给朋友们备下，自己还是抽劣烟。
他事必躬亲，连寄给朋友的书都包得整整齐齐，棱角像刀切过。青年给他的稿件，几万字的，几十万字的，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字迹太潦草的，也使他生气。但生完了气还是埋头细看，抽着劣质烟，咬嗽着。
翟秋白的文集《海上述林》，耗去他多少体力。编辑，校对，一遍又一遍看清样，酷暑严冬放不下，还拖着病躯。秋白泉下若有知，当仰天慨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鲁迅先生工作之余的乐趣，是和朋友们谈天，坐汽车看电影。未曾逛过一个公园。
他关怀着中国新兴的美术运动。也自己动手设计书籍的封面。
他注视着上海的日常生活，写“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我们怎样做父亲”、“三月的租界”、“上海文艺之一瞥”……
《且介亭杂文》，厚厚的，厚重的。
三十年代初的上海，也是血雨腥风的上海。
常来看望鲁迅的柔石，和殷夫等其他四位青年作家被反动派杀害，鲁迅愤而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痛感“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深夜挥诗笔：“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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