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现实生活中“坏人”也多，经常有敞篷大卡车拉了胸前挂牌子的犯人游街。有时规模大，高音喇叭激昂慷慨，一辆又一辆大卡车拉着犯人呼啸驶过大街，场面格外刺激。有时只有一辆车，开到居民楼附近，还要停一停，围观的人这时看得清那些垂头弯腰的犯人们的脸。我总有点害怕看那些“坏人”的脸。记得有一个“坏人”居然敢用他的贼眼睛盯了我一眼，吓得我心里怦的一跳。那些游街的犯人后来都哪去了?肯定有不少人是平反了。
除了犯人，那时候疯子也多，时不时地就来一个。疯子都是单个来的，引起围观。有人给他点吃的，也有人逗疯子玩。疯子性情也不尽一致，有的滔滔不绝地与假想敌辩论，背诵毛主席语录;有的还很骄傲。一律都很脏。一个女疯子虽然脏，却因为一个坏小孩往她身上扔烂泥搞脏了她的衣服而惨哭不止!
疯子和犯人是闯入那时生活的非常触目的另类。但还有一些潜隐的另类是我不知道的。我家所住的大院是一个单位的宿舍，是单位的头头脑脑以及技术员、医生、司机等居住的宿舍。在“文革”最乱时期，大院里也发生了一些“革命”行为，这是后来偶尔听一些大孩子说的，比如总工的老母亲身穿黑丝绸被批斗之类。这一类“革命”是外来的还是大院自发的，我不知道，也没问过父母。常听母亲笑谈的倒是我两三岁时被姑姑抱着去看父亲在单位里被批斗，回来后，家里大人逗孩子，问，你爸爸怎么挨斗的?我就严肃地爬上低矮的小饭桌，低头弯腰撅着一声不吭。一家人就大笑。我奇怪家里人怎么没有悲苦，反倒很乐?我父亲后来提起那些行事很戏剧化、“革命”状态很high的“造反派”，总是觉得他们可乐大于可恨。可能是他受的伤害不重。我自己完全不记得此事，心里也没留下什么阴影。但在我不经意的幼年的观察中，还是看出来大院中的有些人活得很谦抑的。特别是总工家的姐姐，长得像古代工笔侍女图那么精致好看，却总是淡然漠然，无声无息地进出大院，对人很戒备的样子。
有了这样的成长背景，读一本刚刚出版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烙印》里的故事，于我虽不熟悉却并不陌生，倒像是接续了童年某些场景而继续的生活，虽然是别人的生活，但却与我相关，像是一些答案，让我看清并没走远的过往。
1949年政权更替，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巨变以及之后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被特别生动地称为“黑五类”。到1979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中间已经繁衍了几代“黑五类”子女了。“黑五类”既在“专政”之列，他们的子女事实上生而有罪，因父母牵连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打击、迫害。在漫长的30年间，他们沦为“贱民”，过着“低种姓”生活，他们不得不填写的“出身”一栏，正如霍桑小说《红字》，如影随形，无法摆脱。
一个女孩子，她聪慧，敏感而有主见，在她的父亲成为另类之后，她小心翼翼地等待着，也准备着应付她的同学们对她新身份的奚落、攻击。终于一天自习时，一个男同学站起来，大声说要宣布一个秘密，一边斜眼瞟她。她的心里一沉。那男生喊道：我们班有一个人的爸爸是个坏蛋!报纸上写着哪!坏蛋的女儿当然是坏蛋，亏她还是红领巾，是班干部，还管我，哼!她配吗?
这个女孩子在几十年后回忆当时情景，她的书写令人感受到当时的窒息——
我的心七上八下，翻腾得很厉害，不由得把椅子往旁边挪了挪，准备承受更猛烈的袭击。我等待着，呼吸都有些困难了，可是我仍然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没动声色。我应该怎么办?多么渺小!多么无能!……我一直在同学中挺有威信，同学们会怎么看我呢?我全身的血直往上涌，我苦苦地想着，一边继续写作业，一边准备承受更大的打击。最怕出现的场景一旦到来，我反而变得异常冷静、沉稳……我闭紧嘴巴。只要他不点我的名，我就紧闭嘴巴……
在寂静中，那小男生终于没点名。这个女孩在交作业本的时候，夹了一张纸条给老师：
我是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在战火中出生，在红旗下长大，我的父亲出了问题，但绝不允许别人侮辱我。我一定听党的话，好好锻炼自己。
在《烙印》这本书中，这些“黑五类”子女或早或晚都遇到了被当众揭穿身份的时刻，也都一次又一次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更改姓氏，以洗刷身份带来的不洁。“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为他们不断努力的动力。然而现实残酷，入团、招工、升学、婚嫁，任何好事都与他们无缘。就如该书主编林贤治在前言中分析的：“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机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的过程。”而这种屈辱的体验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天性”。林贤治先生写道：“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往来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内。明显地，有一种宿命的悲观色彩笼罩其间。”
52书库推荐浏览： 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