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胡恋情，《小团圆》一出，《今生今世》所述种种总算不再是“孤证”了。胡兰成那些风言风语，于今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丝丝入扣，这也算是一种“团圆”吧?比如胡说：
我与爱玲说起小周，却说得来不得要领。一夫一妻原是人伦之正，但亦每有好花开出墙外，我不曾想到要避嫌，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嫉妒。
张爱玲便说：
他对女人太博爱，又较富幻想，一来就把人理想化了，所以到处留情……客邸凄凉，更需要这种生活上的情趣。
《今生今世》：
大限来到夫妻各自飞，将来与你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爱玲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小团圆》：
她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战后他要逃亡。为了能在一起，她对他说：“希望它(战争)永远打下去。”
原来倾城不够，还要倾国。在张爱玲那里原没有民族大义，家国概念。那些于她只是遥远的背景、惘惘的威胁，她介意的还是《封锁》、《色戒》里即使非常时期亦有的平凡安稳的人情人性。
对于《小团圆》，张爱玲一会要出版，一会要销毁，矛盾得厉害。这么才华横溢的一部著作，且又是自传体，销毁确也可惜;不过张爱玲的才华是早被承认的，身世的种种显阔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而此外呢?从前为了爱才，人们总在帮着张爱玲与胡兰成撇撇清，如今看了《小团圆》，张爱玲就“变得很低很低”，倒不至于“低到尘埃里”，但和胡兰成一样低了。所以张爱玲那句名言稍稍修正刚好达意：世间悲剧是一个才女竟和这样的人结了婚。
倒不如不团圆。
谁没有忘记落花生
人们知道“许地山”这个名字，多半是通过语文课本中一篇经典散文《落花生》。花生长在泥土里，不好看，但剥了壳吃起来很香甜——所以不羡慕开在枝头的花，让我们做质朴而有用的人吧。此后，这位作者似乎默默地消失了。80年代刘晓庆、姜文主演过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春桃》，人们又短暂地忆起他，那时他已去世40多年了。其实，许地山的人生，精彩之极。
就说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初还是洋玩意儿，电影公司放映外国影片，连中文字幕也没有，于是想了个办法，请懂外文的人一边看一边翻译，相当于同声传译加上电影配音。当时燕京大学的学生许地山就常被邀请去做这个，据说他的讲解很生动，深受观众欢迎。等到他1923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1924年得硕士学位又赴英入牛津大学、1926年获学士学位之后，他所精通的就不仅仅是英语语言了。他研读神学、宗教史、宗教比较学、印度哲学和宗教、民俗学、人类学，研习梵文、希腊文，还去印度研究了一年。对于宗教，许地山功夫颇深。1941年许地山去世后，陈寅恪说：“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伎，不敢复谈此事矣。”能让大学者陈寅恪“心服”、“自愧”，放弃一个领域的研究，足以想见其学术成就之大。
研究宗教的许地山不免受到宗教影响，特别是佛教影响。在佛教影响的背景下重读《落花生》这篇散文，就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息，佛的淡定。而他的最具个人风格的小说《命命鸟》、《商人妇》等篇，除了旖旎的南洋风光便是弥漫其中的宗教气息，二者构成了鲜明的许地山小说的个人标记。以生为苦恼，以涅槃为极乐，在宗教信仰中获得再生的勇气。这些小说写作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退潮期，那时的情形，鲁迅曾形容是——有人高升，有人退隐，他自己则是彷徨。许地山大约也是彷徨中的一个，在彷徨中他亲近了佛的妙谛。
不曾想到的是，从燕京大学毕业、留学后又回燕大任教，从助教到副教授、教授的许地山，因与燕大教务长司徒雷登意见不和而被燕大解聘;更不曾想到的是，其后他赴香港大学任中文学院主任教授，一番改革，竟如五四时期蔡元培革新北大，展现出五四老战士风采。当时的香港，比北京、上海慢了一拍。中文学院依然是四书五经、桐城派古文的老套，许地山参照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及内地大学的课程设置，将中文学院改为文学、史学、哲学三系，废文言，改用白话，文学课不只注重诗文，还教授小说、文学史乃至发生不远的五四新文学，历史不再只注重政治史，还加上文化史、宗教史……一系列措施将香港大学推进到现代教育进程中。柳亚子甚至说，香港文化是“许先生一手开拓出来的”。许地山不仅教授于大学，还不知疲倦地致力于中小学师资培训和平民业余学校的教育。可想而知，当许地山振臂高呼：“中国一向没有真学术，有的只是‘做官技术’、‘社交学问’，衣、食、住、行、卫五种民族必要的知识，从来没有包括在学术的范围内;要知道中国现在境遇的真相，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归根结底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与其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的研究入手……”时，在当时香港青年人心中激起怎样热烈的反响。当他去世，曾有挽联将他与鲁迅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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