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喊，救救孩子。
最好叫他去，学学先生。
有意思的是，近来有学者研究显示，当时在香港大学读书的张爱玲就深受老师许地山的影响。她的小说《茉莉香片》中的言教授即以许地山为原型。在这个以“寻找父亲”为主题的小说中，言教授是主人公向往的理想父亲——这或许也是张爱玲的向往?而张爱玲非常著名的两篇散文《更衣记》和《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的确与许地山的《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一文在研究方法、观察角度乃至行文方式等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相同相通之处。学者邵迎建曾有专文论及此事。
令人兴叹的是，五四那一代人就如文艺复兴时那些大师们，各个都有多方面成就，许地山也是如此。都说佛是寂灭，是色空，而许地山的一生确是生气贯注、精彩纷呈、莲花朵朵开。他不仅研究服装，还会自己做衣服;他善于培植花木、布置庭院，经他的手插于瓶中的花枝别具韵味;他搜集古钱，加以考证;他捕蝴蝶，制作标本;他还知音律，弹一手好琵琶;他带领他的孩子们养猴子、小狗和家禽，还为孩子们创制一种有历史内容的六国棋;他会说厦门话、广州话、北京话，懂英文、德文、梵文等外国文字;他的小说执着于爱情题材，以至于被沈从文称为“妻子文学”，还一本正经地立愿，要“尽此生”写作爱情小说，能写一篇便写一篇，能写百、千、亿、万篇，便写百、千、亿、万篇;他对妻子、亡妻皆有情……
抗战时期，许地山的生命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焰。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日夜奔忙，为来港的进步人士提供便利，他们夫妇的家接待过共产党人杨刚、民主人士梁漱溟，邹韬奋在他们家编辑《生活周刊》;在战乱的时局下，他以金刚护法之精神慨然承诺保护郑振铎苦心收藏的善本孤本;他似观音大士慈航普度，支持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儿童福利会工作……他逝世后，宋庆龄第一个送来鲜花花圈。
许地山死于心脏病发作，死于忙与累。在他散文中有一篇《愿》：他愿做盐，在食物中融散了自己的形骸，你看不见盐，却尝到了盐的味道。这还是他一生信奉的质朴而有用的“落花生主义”。
才子革命家
“才子”名号被滥用，以至于遇到真正的才子，反觉“才子”一词分量不够，还有一点轻佻意味。怎么形容瞿秋白呢?
与他同时代的人的评价也许能说明一二——
丁玲，在上海大学时期既是他的学生也是比较亲近的小友。当时，茅盾、陈望道、田汉、俞平伯等都是教员，而丁玲说，秋白是最好的老师。
鲁迅，冷眼看人，能入他法眼的人不多。但对秋白，却书写了那么高调的条幅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并盛赞秋白的理论文章是“皇皇大论”。
刽子手，仰佩秋白，“惋惜”其才华，在蒋介石“就地枪决”令下之后，仍不放弃优待软化劝降，与之吃饭、喝茶、饮酒、下棋，然秋白终不改其志，令刽子手抱憾：这样一个才俊怎么就殉了共产主义了?!
精通琴棋书画，作诗文、唱昆曲、治印，似乎才子的才艺他样样来得;从事翻译和写作，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别的不说，单一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高屋建瓴，将鲁迅之为鲁迅阐释得极为透辟。须知，鲁迅这样一位伟大丰富复杂的文化巨擘是轻易概括得了吗?秋白有文集14卷，而所有这些成绩是在他作为职业革命家工作之余取得的，而他牺牲时年仅36岁。
才子瞿秋白因学俄文而留学苏联而为陈独秀当翻译，因向往世界大同，走上革命道路。见过列宁、布哈林，翻译《国际歌》，是中共早期探讨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先行者。1927年白色恐怖中，不想当领袖、连诸葛亮也不想当的瞿秋白临危履难，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红色暴力回击白色恐怖。
中国革命急风暴雨、百转千回，无情试炼着投身其中的人们。党内路线斗争激烈，一会儿机会主义，一会儿盲动主义，革命家瞿秋白生前死后曾经三次被逐——第一次是被批判为立三路线的负责人，被逐出政治局;第二次是长征开始后被留在苏区，实际上是抛弃给敌人;第三次是“文革”中因《多余的话》被诬为叛徒，被掘墓扬灰。三次都是以革命的名义。
《多余的话》两万多字，是瞿秋白在明知自己死之将至的时日，在国民党监狱特殊的环境中，回顾一生，剖析自己，写下的深沉宛曲、襟怀坦白、寄意高远之作，没有故作的高大姿态，倒是处处贬抑自己——从政当领袖是没有牛时“狗耕田”，从文是“半吊子文人”。对于来自党内的排挤、迫害，他只字未提，他不愿意以这些示敌，依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但那种荒凉的心境和伤痛的心情是弥漫在字里行间的。读之令人非常难过，非常同情。
正是没有一般所谓的激昂慷慨，加之其中有些话是容易引起有意无意的误解与曲解，许多人认为何必要写这《多余的话》呢?
1991年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时，《多余的话》被收在“政治理论编”第七卷附录中，没有放入正文。编者按：“《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以断定，故作为附录收入本卷，供研究者参考。”编辑者的考虑是慎重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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