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与电影都是西方人发明创造，拍火车电影也似乎是他们更擅长。在西方，火车电影是一大类，正如西部片、公路片也各是一大类。火车电影中所有故事人物都集中发生在火车这个封闭空间里，是一种相对而言的隔离、悬隔状态下人的展现，没有外部环境可以借助，也没有外部因素干扰，于是人物形象被放置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往往要求塑造出各色鲜明生动的人物群像。这类电影能让演员过足戏瘾、彼此飙戏，也最好以高片酬请演技派出演。一般而言，火车电影适于那种侦探破案或者突发事件，这是由火车特定的空间、时间决定的。中国观众熟悉的火车电影也正是这两类，一部是《东方快车谋杀案》，一部是《卡桑德拉大桥》。火车电影也可以搬到船上，相对的影片是大侦探波罗的《尼罗河惨案》等系列豪华游轮片和《苦海余生》、《泰坦尼克号》等，同理，火车电影也可以搬到飞机上、飞船上，总之是封闭的空间。
因为火车电影的理念是西方的，用来衡量我国的火车电影都觉得学得不够彻底，主要是没有严格限制时、空。《铁道卫士》是一部关于保卫抗美援朝补给通道、与暗藏特务斗争的火车电影，特务在铁轨上楔钉子企图颠覆火车，安装炸弹妄图炸火车，都在最后时刻被公安人员解除。公安在奔驰的火车上与特务搏斗多时，但还是有大量火车以外的背景。《戴手铐的旅客》也是一样，虽然故事主要发生在火车上，却安排了不少回忆，突破了火车电影对于时空限制的规定。不知是中国导演没学到家，还是根本不太在意西方标准那一套?
其实火车就是个背景，道具，怎么用都成，只要能让人记住。有一部反特电影，特务在火车站向人问：火，火，火车误没误点?对方送上打火机，并告诉他，火车没误点。后来公安大海捞针一般挖这个在火车站调换提包、盗窃秘密图纸的特务，女公安反复念叨这句话，不明白有啥含义。她的小女孩笑了，说，妈妈结巴了。一语惊醒，原来特务是结巴。于是再审特务，公安语速颇快地激怒特务，最后一句经典对话是：你火什么?特务一着急，口吃起来：谁火，火，火了?于是特务暴露了。整部电影就记住这两句。
闲话凌叔华
作家凌叔华的文名，现在一般人不大了然;也许介绍她的丈夫就是那个被鲁迅骂出名的、写作《西滢闲话》的陈源陈西滢，或她的异国情人是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外甥、英国文化精英荟萃的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宠儿，更容易引起人们“啊”、“噢”的认知兴奋。如果再说到徐志摩引她为红颜知己，让她代为保管私密日记、书信，而美女加才女的林徽因，为要得到、看到这些东西，情急之下，在给胡适的信中全然没了风度、近于叉腰开骂凌叔华……这些类似八卦的民国旧事，且慢，先说正经的——
凌叔华的作品的确载入史册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套丛书，即是五四一代文人到了30年代有意识地回望、检点新文学成果，分门别类地将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小说几卷，散文几卷，诗歌，文论，都是由鲁迅、茅盾、郁达夫这样的大家担当选家严格选出来。鲁迅负责编选小说二卷，选入了凌叔华的小说《绣枕》。我一直觉得张爱玲小说中那些破落家族中的女性，比如《倾城之恋》的白流苏，《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这类女性形象是有所本的，摹本也许就是前辈作家凌叔华的小说。待字闺中的小姐精心刺绣一对靠枕，绣一只小翠鸟就配了三四十种颜色丝线。这对靠枕送给父亲有意高攀的白总长——白家二少爷还没有合适的对象。结果这对靠枕被随意扔在椅子上，一只被白总长的醉酒客人吐上腌臜物，另一只又被打牌的客人踩上许多脏鞋印。小说写得极为简净，单写了小姐绣枕时的专注与后来无意中听到靠枕被污涂时的一怔。张爱玲小说中有一个意象，形容“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鸟，年深月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这精致的残暴，比惯用的笼中鸟的意象更惊心。屏风鸟与翠鸟的意象似有着明显的牵连。只不过凌叔华描摹的是“高门巨族里的精魂”，而世易时移到了张爱玲出手时，这高门巨族已然破落了，但人物确有着某种承继性。
说起来两位女作家同是出身所谓高门巨族，张爱玲那华丽的家世自不必说，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同榜题名，且排名比康靠前。只是康要变法，而凌福彭始终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任直隶总督，彭做布政使，是袁的副手。袁曾三次派凌福彭去日本考察，凌福彭任天津知府时，天津是袁世凯推行改革的实验区。后来袁世凯发昏当洪宪皇帝，凌福彭也当然地积极抬轿子。如此显赫的凌福彭自是三妻四妾，儿女成群，而要在一群孩子中脱颖而出，得到父亲垂注，小叔华须格外努力、用心。绘画天分让她出位。父亲为她延请宫廷名画师，日后凌叔华的画名不亚于文名，陈师曾、齐白石等名画家都指点过她。而她的小说也的确有静态工笔画意。
但凌叔华本人绝不似她笔下那些传统女人，静静待等命运安排;在她温婉的外表下，掩饰着热烈的情绪，纵观她漫长一生，那是相当地努力、用心，要出人头地。举两个例子：
52书库推荐浏览： 郭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