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民国_郭娟【完结】(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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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社会风潮很大程度表现在对于旧式家庭的逃离。五四青年对于家长的叛逆,最初表现在追求自由恋爱、建立摩登家庭。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与涓生正是这样的青年。只不过鲁迅的深刻与远虑在于还要问一句:娜拉走后怎么样?子君与涓生以自由恋爱建立的小家终于在社会的、经济的压力下,在自身的理想幻灭中解散了。

  十几年后、二十几年后,作家也没有离开“家”这个主题。曹禺一系列名剧中,《雷雨》与《北京人》,都可以算作家庭剧,只不过《雷雨》是激愤地叙说,《北京人》是哀婉的调子,但主题都是与家作别。张爱玲小说从《金锁记》到《倾城之恋》,甚至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也无非是讲着同一个故事:在旧式家庭待不下去的女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走到社会上,最终还是处心积虑要把自己嫁给一个靠谱的人、把牢一个饭碗,从旧家到新家。

  张爱玲亦是显赫名门之后,只不过到她一代,家事已在颓败中。父亲是个晚清遗少,终日颓唐,沉溺于烟榻,兴来时背诵诗文以寄托满怀愁绪;母亲是美丽的摩登女郎、一位离家出走的娜拉,她将一双小儿女丢给丈夫,挽着小姑子,踮着小脚出国留学去了。从张爱玲的一些叙述看,姑姑回国后,在公司里做职员、自食其力,给予张爱玲很多护佑与陪伴,而张爱玲的妈似乎是一直飘在外面,靠变卖家当古董为生,身边变换着中外男朋友,偶尔回到张爱玲的生活中,就是挑剔她举手投足的笨拙难看、指点她做时髦新女性,这种教育包括:教煮饭、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对镜研究面部神态以及“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这类“潜规则”。张爱玲对于母亲的叙述中是有一股怨气的,这怨气其实是她对于母亲的永久的思慕。母亲总在千里之外的世界上游逛,时而从英国、法国寄回漂亮的衣服、玩具,偶尔回到身边却没有对女儿的宠溺,挑剔之外都是冷冰冰的对于生活道路的选择: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张爱玲其实是该感谢母亲的。没有母亲一次次与父亲离婚谈判中坚持让她受西式教育,张爱玲很可能就在父亲指定的私塾里念念“子曰诗云”、到时候找个门户相当的没落子弟嫁了,像她小说中描写过的七巧、长安们委顿于大宅门的角落中。可以说,如果没有母亲闯出的新生活维度,绝不会有日后的张爱玲。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看,他们的母亲,这位出走的娜拉很是了得,她学美术,画画,做雕塑,说英文,学会了游泳,还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周游世界;她的做皮件生意的男友死于新加坡陷落的炮火中,她逃难到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1951年在英国一度下工厂做女工制皮包。总之是享得了福、也吃得了苦,我行我素,做得了自己的主,一个新女性。张子静回忆,在姐姐逃到母亲那里后,他找过去也想和她们在一起:“我母亲委婉地解释她的经济能力要供养我姐姐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劝我要回父亲的家,好好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姐姐和我都哭了。”——所以,张爱玲感受到的母亲的凛冽态度,实在是因为家以外的天地虽宽广、却也到处撞见冷冰冰的现实,这是新女性要面对的。1957年,张爱玲的母亲在英国辞世。那时张爱玲早已成名。这个家族最后是由两个离家的女人上演了华丽传奇。

  一边是离家出走的人们,另一边——从另一个角度看,在20世纪大背景下,偌大中国竟也不容易安放一个家。家族的繁衍扩大,需要持续的安稳的社会大背景。20世纪中国太动荡,改朝换代加上阶级仇、民族恨,社会每一次转折、转型,都会改变一些家族的命运。《子夜》应该算作社会小说,但也正可以从社会角度看中国家族之不能延续——那个吴老太爷,该是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象征,他一进城市便一命呜呼,其时,多少中国田园式的耕读之家都已成为荒芜的废园。接下来那一场中日战争,又毁掉多少四世同堂。老舍写得分明,祁老人的对于四世同堂的一点念想,在“皇军”的膏药旗下,破碎得那样惨烈。

  日本入侵,对于中国家庭的破坏是巨大的。一些颇具实力的大家族也不可避免地被摇动了。著名的“合肥张家四姐妹”的大弟弟张宗和,写过一本小册子《秋灯忆语》,记述了抗战时期的家事国事,颇为真实——

  “张老圩,我们的老家,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是在合肥县城和六安县城之间,离这两个县城都正好九十里……全圩子一共分为三个宅子,以位置来分,我们称之为“西头”、“中间”和“东头”。每一个宅子大约总有五六进房屋。四座宅子的外围是围墙,围墙外面是壕沟,壕沟里面的水是从附近小河里引来的,是活水,所以不大容易干。围墙的四角都有更楼,是防土匪用的。大门我们通常叫闸门……门上题着“水抱山环”四个大字。”

  就是这样一个名门望族,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般风景优美的地方也不能待了,日本人逼近了。于是,“在吃年夜饭的桌上,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父母和最小的七弟在乡下,其余的人全部都到武汉找工作。……家麟和家训兄妹二人先从六安搭车经叶家集、商城、麻城来到武汉打前站。以后兄弟姐妹们也都陆续来到武汉。有的留在武汉找工作,有的继续向西到重庆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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