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千山万水，走过艰难曲折，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万众聚集在天安门前，即将见证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
60年后，诗人牛汉告诉我，在开国大典之前，9月22日，他奉组织之命，带着二三十名学生去打扫天安门。他们打开紧锁的重门，惊飞了里边的麻雀、鸽子。天安门上的草很难清理，他们用刺刀撬，用手拔，手都流血了。他们点亮汽灯，干到第二天天亮，清理出十几大箩筐杂草、尘土和垃圾。天安门干净了。10月1日，年轻的牛汉站在天安门前中间的位置上，等待着。他会回想他的过往吗?他曾为了拒绝集体加入国民党而宁可不要文凭，他闹学潮被关进监狱，头上受伤?他怎么也想不到几年后他会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被捕，被开除党籍。历史的百转千回，正是人间正道沧桑。——60年前那时刻他不用想。他站在天安门前，幸福地等待着。
风涛中的文人们
文人罹难，在中国，自古以降屡见不鲜。进入20世纪，若干文人于政治风涛中辗转颠簸之境况，其惨烈，其荒诞，真也“蔚为大观”。《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选了一本亲历者回忆，书名《历史风涛中的文人们》，虽然都是旧文旧事，仍有颇多读者关注，还上了三联书店排行榜。
建国以来最著名的风涛文人是胡风、丁玲，都是毛主席“御批”的“钦犯”。挨批、下狱、流放，千夫所指，做了二十几年“贱民”，最终捱到平反昭雪那一天。毕竟都是在历史中摸爬滚打过的大人物，有足够强大的精神世界，虽然晚年胡风精神状况不稳定，总算没有被摧毁，笑到了最后。
比较惨的，除了死掉的，是活着却被政治重压压得变了形。比如“胡风集团”中的路翎，当年丰神俊朗、才华横溢，堪比今日的韩寒;到了平反之时，却已神志昏昏，聪明尽去，木呆呆的，见了老朋友也无悲无喜，当年批判他的人来道歉，他也直愣愣瞪大眼睛，一句话说不出。只是，据他妻子说，有时他在家里坐着坐着忽然起身，到外边什么地方大吼几声，再回来，说是有一股“气”堵在心口，要是憋着不吼出来，他会感到窒息难受，坐立不安。路翎死于1994年。晚年他似乎渐渐明白了他的作家本分，握笔疾书写了十年，写了许多。但价值如何?人们叹息。他的老友、难友，诗人绿原满怀哀矜悲怆，努力从那几百万字的书稿中辨识着那被毁伤了的天才的灵感……什么是悲剧?鲁迅说，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如今书市上流布的路翎作品，还都是他二三十来岁时写的。
有受难者，就有帮凶和犹大。历史大戏即使有总导演安排，各种角色，还是各人扮各人的。舒芜，当年与路翎一个长于理论，一个擅做小说，是胡风最为看中的、爱护提携的两个人。舒芜才华天分之高，使他如同美人之“天生丽质难自弃”，在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景况中，一定得逃离胡风这条雨打风吹、即将沉没的破船，搭上时代的列车。于是他成为倒戈者，被旧朋友目为“犹大”，呼为“无耻”以代其名。舒芜晚年回归五四，妙手著文，研究周作人颇有心得;反思过去，据说忏悔不够彻底，有推脱责任之嫌。90年代我随也是胡风分子的诗人牛汉先生组稿到他家，他家光线暗，一个黄胖老头儿的样子，说话带口音，好像急于讨论问题，没有太多寒暄客气。印象深的是他问我们怎么看王朔现象——现在想来，他依然是与时俱进人物。
风涛中，周扬、林默涵算是元帅麾下的大将，一生角色定位于文化官员。批倒了胡风、丁玲，周扬们在“文革”中也纷纷落马。复出后，周扬见冯雪峰道歉，见胡风道歉，会上会下道了不少歉。不知为何，据说他独不向丁玲道歉。后来，80年代文坛几番风雨，这二位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让人不禁感慨历史风云变幻之诡谲。而80年代末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的最后，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做错了什么事，一定认错、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与周扬不同，这也是一种回望历史的态度。
好的故事
鲁迅的文笔是非常风雅的，看他的散文，书信甚至杂文都会感受到。只是他遭遇的可恶世道让他无法一味风雅，他直面惨淡的人生，像个圣斗士，左突右袭，与中国一切污七八糟的人与事搏斗，留下烟火味的辛辣文章，遮掩了他的风雅。这悲哀，他自己是深谙其味的，他说过，他收获的只是“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他亦不悔，在那样的中国，他不愿自顾自地进入所谓的艺术殿堂，跟着一些没心没肺的文人雅士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
在昏沉的夜，偶尔的一觉，梦见好的故事，青天之上，漫天的云锦，如万颗星飞奔流转似的，看见美的人和美的事，美丽，幽雅，有趣……鲁迅也有这样出离了愤怒、失望而遁入一个好梦的片刻时光。人到中年，前瞻与回望中，人生的底色渐渐显露。看文学史上那些人物，他们的一生，最好的时光，好的故事，似乎都在青春时代。
比如徐志摩。他是含着金匙降生人世的，有个富爸爸，前半生锦衣玉食，行云流水地留学、当教授、做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印刷极佳，用宣纸，仿宋字体，中式丝线装订，封面排了一行小字：“献给爸爸。”当时诗人写诗流行题献，一般是献给爱人，献给爸爸，却是仅见。朋友们得到这部诗集，就和他开玩笑。这个稚拙的志摩在泰戈尔来华时更是活泼，与他心仪的林徽因一起演出泰戈尔的剧作，他扮演爱神，全身半裸，胁下呼扇着双翼，手持弓箭，最后出场，腾空飞跃，向台下观众射了一箭。神气活现，调皮之极。让坐在软座上、穿着绛紫大袍的泰戈尔十分快乐。他爱林徽因、爱陆小曼，他再别康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即便有苦恼，也洋溢着青春的勃勃生气。那时的他还想不到其后人生的灰暗，爱情破灭，生活逼仄——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这首诗题为《生活》，据说，正是诗人最后三年生命状态的真实写照。随着他搭乘的飞机触山爆炸，他解脱的灵魂可以无挂碍云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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