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见鲁迅而不得门径，《没有祖国的孩子》无意间却被女作家白薇发现，大加赞扬并转给了周扬，周扬夫人苏灵扬还帮着做了若干修改。小说发表后，周扬、周立波都撰文称赞，一时轰动文坛，被看做周扬提倡的“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当时为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孰优孰劣的争论——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两个口号”论争，病重的鲁迅被“打上门来”的徐懋庸气得半死，而徐懋庸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被鲁迅骂得要命，文坛众人亦分成两大阵营，舒群自然会被看做周扬派的人。
“七·七事变”后，舒群跟着周扬等人去延安，途中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和周扬派舒群与周立波作为随军记者到八路军司令部，同行中还有史沫特莱。这一路，舒群见到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也见到阎锡山、傅作义等国民党抗战将领，正赶上平型关战役，还给朱德总司令当了四个月临时秘书。
1938年，任弼时派舒群去武汉与丁玲创办文艺刊物《战地》。后来在延安，舒群又接续丁玲办《解放日报》副刊，80年代还与丁玲办《中国》——为了朦胧诗、遇罗锦以及现代派，老革命舒群没少生气——两人可谓多年共事。两人描述合作情形，是“吵而不崩，磨而不裂”。他曾对丁玲秘书王增如说，跟丁玲相处，有时很容易，有时也很难，这都在我心里，不过实践证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可以处得久的人。
在武汉舒群又遇到心情苦闷的萧红。萧红常去看舒群，一到舒群住所，就把鞋子使劲一甩，躺在床上，两眼直直地盯着房顶发呆。舒群劝她去延安，萧红只想做无党派人士，专心写作。两人为此争吵过。
萧红没有去延安。萧军去了。舒群去延安，是周扬打电报调他去的。那时许多作家在延安，文化生活很热闹，也有所谓“山头”，鲁艺，文抗，也打笔仗。当时周扬写文章敲打萧军、艾青等文人，萧军等人也写文章与周扬“商榷”。鲁艺文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周扬，第二任是何其芳，第三任就是舒群，周扬安排他当的;他却“开门办学”，聘请萧军、艾青等人来鲁艺任教——那时萧军正负气在乡下当农民呢。共产党员舒群似乎没有门户之见，与萧军、罗烽等东北老朋友以及丁玲、艾青等人都亲近。而周扬对舒群还是蛮提携的，50年代末受所谓“丁陈反党集团”影响，舒群与罗烽、白朗被打成“舒、罗、白反党集团”，下放东北，远离文坛。1962年形势稍有松动，周扬便指示《人民文学》向舒群约稿，后来发表了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所以，舒群与老领导周扬的关系应是很近的。
与毛主席的接近或者说舒群进入领袖视野是办《解放日报》副刊时期。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丁玲编完百期，请求调文抗，向组织推荐舒群继任。舒群觉得自己力不胜任，勉为其难。凯丰、博古就都来做工作。毛主席得知，也找舒群恳谈，他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一大篇，即使周杰伦rap说唱也要绕半天，可见毛主席多么耐心细致、苦口婆心，也由此可见毛对《解放日报》副刊的高度重视!
舒群一上任就跟着毛主席的改版思路：增强报纸的党性。《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毛泽东、朱德、贺龙、王震、李维汉等高层领导及延安各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不仅谈话、开会，毛还亲自上阵帮舒群拉稿子，既行政命令，又请客吃饭，于是理论家艾思奇、雪苇以及诗人柯仲平等人都写稿了;对于工、妇、青三委，毛还有字数要求，比如要求青委“每月征六千到一万字的青运稿件”，同时号令党员：“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如此拉稿力度，显然并不只是为了帮助舒群，在一封写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信中，毛写道：“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丁玲的离开《解放日报》，据说是为了她心心念念的写作。她初到延安时，毛主席相当看重她，也很想倚重她。她在这么关键时候辞职，毛主席会怎样想?从她离开后毛促成的《解放日报》改版看，毛对之前的报纸不甚满意，虽然博古是《解放日报》的责任人，丁玲只是文艺副刊的主编。丁玲辞职不干，毛主席就手把手教舒群。
毛主席对舒群越来越倚重了。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命周扬和舒群帮助筹备。舒群还参与草拟参会者名单。谁去谁不去，大家都想去。编辑部黎辛被留下发稿子，舒群安慰他说，等毛主席作总结那天让他去听，结果前一天晚上舒群在毛主席那里喝酒喝高了，忘了通知黎辛。这，都是花絮了。座谈会前后，毛主席搞调研，找许多作家谈话，其中谈得多的一是萧军，一是舒群。二人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自是不同。舒群对毛主席相当崇敬，后来著有《毛泽东故事》，其中毛泽东形象既高大又亲切，有许多生活细节，不是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写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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