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雍听他挺响亮地挺正确地说出“铜元六枚”四个字，很诧异地问道：“她们只得六枚么?一小时是一天呢?”冯元甫道：“中国哪有按时给工资的工厂!自然是每日六枚了，而且还得交出相当的工作，最低限度，是制服一套。”伯雍道：“她们每日做几小时工，才能够上领工资的程度呢?”冯元甫道：“至少得十二小时。”伯雍道：“十二小时么?我看里面还有不及成年的女子和那些乳妇，十二小时的工作，不伤她们的健康么?”冯元甫听伯雍问到这里，已然露出不喜欢的意思。他沉着脸问伯雍说：“先生大概在外国留过学吧?”伯雍说：“在东洋留过几年学。”冯元甫道：“幸亏先生在东洋留学。若在西洋，更不知染上什么样的新思想呢!外国虽然有保护劳动者法律，焉能在中国施行!饶着十二小时，还累不怕呢。若教她们做八小时的工，她们准能上天了!”伯雍道：“虽然这样说。对于未成年的幼童，也应当特别待遇，她们都是后继的国民。再说十二小时的工作，苦痛不能说不小了，仅仅给六枚铜元，她们也不能生活呀!”冯元甫见说，把他方才沉板的脸，忽一舒展，却变成冷然的笑容说：“听先生的话，我们也很佩服的，但是未免偏重理想，不顾事实。先生以为做十二小时工，得六枚铜元报酬，是很不平的一件事。可是我们这厂子自开办以来，女工是一天比一天增加的，甚至有来托人情的。原先规定是只用五百女工，如今却增到二千多人，可是经费和工资，并没有添一文。我们这里抱定添人不添米的宗旨，庶乎可以无形限制一下，谁知希望来做工的，依旧踊跃。早先五百人的工资，如今却被二千余人分占了。当然是报酬不抵所苦了。我们为这事，也禀呈过陆军部，便是部里也没办法，只说她们既愿意做，只可听她们的自由。拿她们的骨头，扎她们的肉。增加工资，是办不到的。先生你看，不是我们不替她们想法子呀!她们如今倒拿义务当权利了，每天不知来多少人，甚至有出怨言的，说站门岗的巡警拣认识的往里放，我们没法子，只得备了一种号签，每日清晨在门外散放，领着号签的，才许进门。先生你看，她们这样抢着来做工，不是本厂有心虐待她们呀!”伯雍道：“她们为这六枚铜元，做什么这样竞争呢?哪里挣不了六枚铜元!”冯元甫道：“先生这话又是理想了。一个妇人女子，在哪里能给六枚铜元?如今穷人太多了!除了老天爷慈悲，把她们全收回去，算她们灾出难满。若打算由国家社会维持她们，那是很难的一件事了。”伯雍道：“贫民的生活，不由国家社会维持，谁还有这个能力?先生怎说出这样无责任的话呢!”冯元甫道：“先生!你是没在政界里待过，所以不明白里面内容。政界里每年所弄的钱，还不够内部自己用的，哪有余钱办民间的事!现在已然二千人吃五百人的饭了，再过几年，便要一万人分配一百人的饭了。穷人怎能不一天比一天多呢?就以本厂而论，每一个女工做十二小时工，才得六枚铜元。论理没人干的，但是每天还是很拥挤的，可见在北京挣六个铜子，是很难的一件事。她们得了这六枚铜元，先能买一斤杂和面197，她家男人再拉一天车，挣一二十枚铜元，一家子可以不至挨饿了。所以六枚铜元，虽然不叫钱，到了一般穷人手里，也就不无小补了。”伯雍道：“她们天天这样活着，也过于苦痛了。”冯元甫道：“所以没法子，就得等天收了。”
伯雍此时呆了半天，一会儿又把头低下去，半晌，自言自语道：“这里这样难!也就不教他们来了。”冯元甫听他这话，似乎不是光来参观，还有别的目的，因问道：“先生打算往厂里荐人么?不妨有个通融办法。”伯雍道：“我有个朋友，新近故去了，遗下一个母亲、一个兄弟，我想把他们荐到这里来做工。不想这里这样困难!”冯元甫道：“既是先生朋友家族，我们不妨优待，多给工资。”伯雍说：“给多少呢?”冯元甫郑重其事地道：“八枚。”伯雍：“八枚么?”冯元甫道：“正是。多增了三分之一。”伯雍道：“多谢先生厚意!我与他们商量商量去。”说到这里，他道了一声“打搅”，兴辞去了。冯元甫把他送到门外，以为今天把这人应酬得很好，得意非凡地进去了。
伯雍由被服厂出来，他的烦闷愈加浓厚了。他原先还只为那两个无告的老小发愁，如今见了这些可怜的女工，听了冯元甫的主张，仿佛北京城所有的穷民，都成了他的心病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想，也忘了雇车了。他想一想那些女工劳动十二小时，仅仅获得六枚铜元的报酬，而她们所制造的成绩品，便是一点生产事业不做在国家社会里横行无忌军人丘八198所穿的制服。当他们穿上这身制服，他们绝不想一想，这是无数可怜的贫女，为了六枚铜元的代价，替他们制成。他们穿了这身制服，居然跻登社会上最高的阶级。也就因为有了这身制服，他们便能把给他们缝制服的人，看得没有一条狗有价值。制服的效力，到了他们身上，便如给虎添翼。可是当那些制服在女工手里，挨着冷，忍着饿，含着眼泪，一针一针，给他们做成时，仅仅有铜元六枚的代价。伯雍在路上走得觉着累了，他才雇了一辆车，拉到报馆。馆里已然一个人没有了，只有一个馆役看家。他们大概都听戏去了。因为这些日子，白牡丹很见起色，新学的皮黄戏已然有七八出了。可是这几天伯雍为了秀卿的事，他久已没听戏了。如今他更烦闷了，他也无心去看戏，他到了他那间小屋里，无精打采地倒在床上。自秀卿死后，直到今日，他为一个老妇人、一个幼童，奔走了半个多月，不但没一点成效，处处都失败了，是他不热心呢，还是社会冷淡呢?他简直不明白所以然了。但是他不因为他屡屡失败，灰了他的心，他决意依旧往前进行。他到底要发见一个足以收容他娘儿两个的所在，他不信偌大一个北京，就没有一个济贫慈幼的机关。他既萌了这个思想，他的精神立刻又振作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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