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四合院文化，其中也应包含保护四合院树文化的内容。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北京的四合院沦为了拥挤不堪的杂居院的情景，其中有个细节是张大民不得不把一棵大树包在了自己加盖的小房子里，那些镜头的语意是十分丰富的。如果我们再不努力保护北京胡同四合院的树木，那么，再登到景山顶上眺望全城时，将不复有“半城树”的景观，纵使能望见许多新拔起的“楼林”，恐怕心里也不会舒服。
现在，在自己居住的地方栽一棵自己的树，对于北京人——也不仅是北京人，各个发展中的经济区里，人们的处境大体相同——基本上是可向往而难以落实的一桩事了。就城市居民而言，通过纳税，而由有关部门用税款来营造公众共享的绿地，栽种属于大家的树木花草，是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但我以为，让一个人至少和一棵树建立更私密的关系，这一北京胡同四合院——也不光是北京胡同四合院——在我们民族世代生息的所有地方，其实都有着手植私树传给后人的文化传统。树比人寿长，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栽一棵自己的树，寄托志向情思，留给下一代甚至很多代，让他们在树阴下产生严肃的思绪、悠然的诗意，这个传统不能丢弃。报载，有的城市在郊外设置了不同的林场，有的用于新婚夫妇植树纪念，或生下孩子或孩子开始上学时植树纪念；有的用于殡葬，把骨灰埋在树下，死者从树中涅槃，思念者望树生情，这都是很好的变通方式。
参加公益性的植树造林活动，自然应该积极。倘若有一块自己可以支配的园地，就该兴致勃勃地栽棵自己喜欢的树。近年我在远郊有了一间书房，窗外有块隙地可以种树，妻子帮我栽了一棵合欢树，这既是与我童年时光的对接，也意味着我们31年的恩爱应该延续。这树又名马缨花，我的写作，仍是骑马难下的状态，那就再摇马缨，继续向前。北京市民却又把它称为绒线花，我更喜欢那昵称里的平民气息，鼓励自己将文字更竭诚地奉献给平凡的族群。但妻子查了书，又找出了此树花期的特殊气息可以制怒消忿的依据，她批评我近来脾气暴躁，希望我能在这树旁调理好心态情绪，雅意感人，怎能不从？栽一棵自己的树，实际也就是净化一颗自己的心啊！
装满自己的碗
一位记者来问我对“中国作家走向世界”（或“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两种提法只有微弱差别，这里不细论）有何看法，我说该说的话早在几年前就说过了，懒得再说了。他讶怪我“何以对如此重要的问题漠不关心”，我跟他说，这问题对我个人来说，实在很不重要，而且完全可以漠不关心。
不少中国人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看成天大的事，似乎那才是中国文学、中国作家走向了
世界的标志。如果有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会为他高兴。但那很可能仅是他个人的一项名利双收的喜事，中国文学该怎么样，恐怕还怎么样，其他中国作家该怎么样，恐怕就更还是那么样；尤其是我们别忘了，现在有很不少的中国作家侨居在国外，有的已获得过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某些在西方很有权威性的文学奖项，有的已得到过多次提名，有的其作品被译为西方语种的数量和获得的好评都远超过留在本土的作家们，更有直接用西方语言写作由西方大出版社印行的，根本毋庸再“走向”；这些在“近水楼台”的中国血统作家，其中某一位很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先得月”，而他那获奖作品，根本就还没在内地出版过，你说那跟我们本土作家的写作，以及本土读者的阅读，乃至本土批评家的工作，究竟能有多大的关系？
我1992年应负责评定诺贝尔文学奖的机构——瑞典文学院——邀请访问过，并且有幸聆听过该年度该奖项得主沃尔科特的获奖演说，我那次访问的最大收获，就是知道了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对有作家为得他们那个奖而写作持笑掉大牙的态度。
作家为什么写作？会有各种各样的出发点和目的。如果有的为走向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台而写作，我是不笑他的，甚或感到颇为悲壮。那也应该算是一种写作。
就我个人而言，我信奉中国的古训：“守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我的碗不仅不大，质量也非上乘。我深深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是一个定居北京、用方块字写作、并且基本上只依靠一个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支持着、近年来更越来越边缘化的、正从中年走向老年的、自得其乐的那么一个作家。我挺看重我自己，可是我并不企望别人也像我自己一样看重自己。我喜欢文学，喜欢写作，也不拘泥于文学写作，有了写作冲动，就写起来，或长或短，或可属文学作品，或属非文学文字，写了，很少藏之抽屉，多半觅可容纳的园地发表，发表了，很好，此处发不出，再试彼处，总发不出，也就算了；我受“文以载道”一类的观念影响较深，注重文字的思想内涵，但近年来我越来越自觉，也自如地，只遵命于我自己生命体验与良知，而非另外的指令。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很好，但这恐怕不是我的一项义务；就我自己写出的文字而言，有一部分本土读者能乐于阅读，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使命已经完成了。中国作家要走向世界？如果从狭意上理解，那我也算是多次地出境访问，已然“达标”了，但要我成为所谓“世界型作家”，比如一旦出现在纽约或巴黎的书店里，便会有金发碧眼的崇拜者涌上来签名，那么，饶了我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那真是中国作家整体应为民族荣誉争取到的一种境界，请把那重任，“历史地落在”别的有那志向的作家身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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