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常有传媒记者来问我，对如今的少男少女作家怎么看？我羡慕他们。他们现在不但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更能出书。我那时候是因为被误会为“非少年”才能在《读书》发表这篇文章的，一旦真相大白便难以为继。另外你看我那文本，虽然文通句顺，却只是努力地去进入主流话语，还不大懂得凸现个性以别一般。我那以后憬悟到以我那么年轻的身分，只能先到报纸副刊上去争取发表“豆腐块”的机会，写些贴近我自己生活的小文章，积累经验，静候机遇。到“文革”前，我大约发表出了70篇文章，有散文、杂文、小小说、影评剧评
、儿童文学等等。当然，后来“文革”爆发，只好惊悚地夹起尾巴；“文革”末期，“写瘾”复发，也曾在当时的准许框架内运笔；到“四人帮”覆灭，一个新时期发端，于是抓住机遇，写出、发表了《班主任》，总算从此走上了写作的正路，一步步走到今天。
对于今天的青少年写作者，我要说的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要自信。展开来说，就是：不要被权威吓倒、不要被名家吓倒、不要被头衔吓倒、不要被辈分吓倒、不要被经典吓倒、不要被理论吓倒、不要被评论吓倒、不要被排行榜吓倒、不要被奖项吓倒、不要被潮流吓倒、不要被广告吓倒……天生你才必有用，你有了真实感受，有了灵感勃发，有了妙思佳构，你就气盛为文，一气呵成吧！
生命的气根
电视台一位编导来电话，约请我在关于马国馨的专题节目里露面，我欣然同意。马国馨，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大师，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代表作有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电视编导称我是马国馨挚友、知音，其实算不上。我和马国馨在上世纪50年代末是高中同学，毕业后多年没有联系，直到近些年，因为我开始尝试建筑评论，才重新有了一点交往，但是我们都很忙，各自忙的领域区别远大于重叠，彼此对对方事业、生活深处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说是朋友都勉强。但是我非常愿意在一个关于他的专题片里发表点议论
，那直接的动力，出自一位年轻朋友对我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位年轻朋友的问题是：你们那一代人，青春期正赶上一个文化氛围越来越趋于贫乏、僵硬的时期，这是不是大大限制了你们文化素养的积累？我觉得，趁着在马国馨的专题节目里露面，恰好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个体生命无法选择时代，赶上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但是，无论赶上什么情况，个体生命也还是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努力吮吸所在空间里哪怕是稀薄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的身心。
马国馨在高中时品学兼优，课堂内的优异成绩这里略过不谈，要讲的是他善于在课外活动里开阔眼界、丰富认知、提升素养。那时候尽管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但也还有各种科技、文化类的展览存在，我和马国馨都是展览迷，星期天常出入于各种科技、文化展览场所，我们分别去看的时候多，上学时遇到会互相通气，聊一聊各自的见闻。也有约着一起去看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起去当时的苏联展览馆（现在叫北京展览馆）去看齐白石作品回顾展，好像那之前白石大师刚刚去世。那次展出的作品非常丰富，几个大厅里展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原来我们以为白石大师作画的题材无非花鸟虫鱼和静物玩具，结果看到了许多大幅的山水、人物作品，风格统一而又变化无穷。我们两个少年在那些作品前心灵受到深深震撼，看到半当中，不知不觉地手拉手慢移步，仿佛以那方式默默传达各自的感悟。看话剧、看电影也是我们共同的爱好。马国馨似乎更喜欢看电影。那时候的电影资源当然比现在匮乏，也还没有录像带和光盘，主要是些国产电影和译制出来的苏联电影。马国馨和我都最爱看苏联根据文学名著改编摄制的文艺片，像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奥赛罗》、《第十二夜》，根据普希金小说改编的《上尉的女儿》，根据杰克·伦敦小说改编的《墨西哥人》等等。记得马国馨曾搞到印制得很精美的“苏联电影周”的彩印宣传材料，他拿给我看，并不送给我，但跟我津津有味地议论那些电影的艺术特色，让我心里的嫉妒化为了欣悦。当时我们还常去离学校不远的中苏友协北京分会的礼堂去看苏联原版电影，像《第四十一》、《雁南飞》都是在那里看的，没看懂的地方，俩人讨论争辩，也是一大乐事。那时外文书店里能买到苏联电影杂志，马国馨和我经常去买。虽然我们外语课上学到的俄语完全不够用，我们抱着开卷有益的态度一阵翻阅，也果然受到些熏陶。几个月前马国馨跟我通电话，说访问了俄罗斯，去了莫斯科一处公墓，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名人墓碑，其中有罗姆的，言语间很兴奋，现在一般人哪里知道罗姆，这是一位苏联电影导演，其作品《列宁在1918》一度在中国妇孺皆知，但我们都更欣赏他的《但丁街凶杀案》（又译为《第六纵队》）。马国馨父母当时都在济南，他寒暑假都要回家，假期里我们通信，记得我给他寄去过自己写的带自绘插图的小说，他春节前给我寄过自制的贺年卡，像小人书似的，用彩色玻璃丝扎住一角，里面有漫画和打趣我的语句，让我又生气又高兴。高中时我体育方面很差劲，马国馨却很注意体育锻炼，是个全面发展的学生。
52书库推荐浏览： 刘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