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小人物，而他的一生，在哭嚎中，在一切绝念中，在一切弃绝后也就结束了。尸体没有送行队伍，没有人为他至少煮一碗面、丢个卤蛋送行……警察局、收尸者，一个卑微“老芋仔”，一朵比云还轻的生命，走了。
他的身影，那些温暖的嘱咐，带着乡音的安慰，打破了我们家中许多长辈灌输在我脑海因“二二八”事件而深植的族群偏见，也使我后来在参与的政治行动中，绝不同意任何带族群偏见的政治语言。当然也自然形成我曾与岛屿上熟识朋友们，重大的政治隔阂。
近日因某一事件，人们又谈起了“荣民”，谈起了那些被时代彻底牺牲的人。我想说的是：其实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每个人，不管本省、外省，富贵贫贱，都会遇见类似的人物。他们开计程车，当大厦管理员，在河床搬石头做苦力，开通横贯公路成冤魂……那些悲惨时代的卑微人物，一直在我们身边。
而我们对待他们的方法，大半擦身而过，因为我们的社会不只没有教导我们“同理心”；相反地，它教导每个人观看的都是自己的、家族的、同一村落，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
汉娜·阿伦特论述“极权主义之恶”时，对此曾特别指出，那些信奉纳粹主义的屠杀者，只是没有深度，他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邪恶，单单只是“不愿意设想他人的处境”。“因为所谓的人性，如果完全不设想他人的处境，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同理心，知易而行难。甚至有时候教育体系的大道理，例如“民族”“爱国”，恰巧是相反的“非同理心”，我们的“团结”来自于拒绝理解和我们处境不同的人。“我们”的认同，凝聚于排斥驱逐“他者”的行动。
同理心，
不只要“舍不得”别人，
更要“舍得”自己。
不去苦苦追问自己
曾经的痛，
而是设身处地理解
别人的苦。
同理心，不只要“舍不得”别人，更要“舍得”自己。不去苦苦追问自己曾经的痛，而是设身处地理解别人的苦。
同理心，不需要伟大的理论，它是一种学习，一种彻悟，一种跨越人性的障碍，理解和你不同的人。这个世界、社会、哪怕一个小家庭都是由不同的人组合而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我们在提出任何一项主张或结论时，至少要有一种警觉心，世界若由一个人、一群相同血统或语言的人作主，这个世界一定有邪恶的排他性。
同理心，不需大道理，就是暂时放下自己，换位在他人处境思考……有时候它只是一颗卤蛋，一碗热腾腾的阳春面，一点适时温暖的微笑。
同理心，不需要语言，它就是一个使自己变得更有人性的过程，如是而已。
[1]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 1906—1975），犹太裔美国人，原籍德国，“二战”后被迫流亡，首部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为知识分子对集权政权与乌托邦思想的反省之作，为当代重要的政治思想论述。
不好意思，你中了成功魔咒
渴望成功，
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漫长的惩罚。
哪有什么人生巅峰
乱世中的我们如何定位人生的巅峰？
收入最高的时候？社会地位最高时的身份？掌握权力统治人口幅员最广阔的领袖？或者懂得放下一切，笑看茫茫三界的境界？
瑞典一位摄影诗人克里斯蒂安·马尔豪瑟（Christian Mülhauser），二○一二年八月至十月间，共三次攀登瑞士高峰马特洪峰（Matterhorn）。他刻意单独一人夜宿当地数天，在摄氏零下十二度，没有文明尘埃扰人的情境下，拍了缩时摄影影片四分钟，影片名称《巅峰》（The Peak）。
出发前他曾问自己：一个人面对大自然，看着云朵阳光星空变化，就可融入其景吗？
攀登的过程中，他不假思索地相信，只要到了目的地，一定可以抛掉所有现实中恼人缠绕的不安；当光和影拥抱他、成为世界的全部时，他必然可以找回最初始纯洁的灵魂，一丝烦恼也没有了。
抵达目的地时，他先是一声惊叹；但很快地，许多往事回忆冷不防地盘旋脑海，即使他已爬上离地二千五百公尺之远。
我们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想观赏落日的彩霞，树梢的新月，即使河面平静，星空无云，却总有一些杂念、情绪、遗憾、感叹，占据我们的心。
乌云，没有那么容易消失；尘埃纷扰，也没有那么容易抛去。因为我们的心，不是安静的。我们本身就是一块乌云，除非你将自己的心洗涤干净，否则你到哪儿，乌云就到哪儿，永远跟着你。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乌云，所以无论在城市、乡野、极地……我们都逃不了，我们放不下许多事，我们不是自由人，我们是各种社会价值下的囚鸟。
不只时代是仓促的，“个人”的日子也是仓促的，“我们”已是被时代中各种不同的框架切割成破破碎碎的残肉，组合成一个勉强的躯体。在城市里为生活、为成就、为争一口气，以残肉之躯奔跑；然后喘不过气来了，我们又使尽了全力，散尽金钱将残肉扔上高峰，冲上白花花的浪涛……文明摧毁了我们，但蛮荒未必可以拯救我们。
除非你的心，静了；除非你的心是自由的。
52书库推荐浏览： 陈文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