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斯是一个内心最幸福的悲剧演员。
然而，如果一个人永远处于无边无际的孤独中，无论他有多么坚强，他的写作和生活都很难长久地坚持下去。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也需要不期然地遇到一块块赏心悦目的绿洲。在孤独的背后，支撑我的东西正像你信中所说，是"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当然，在这没有边际的悲悯之中，首先是对自我这个无比脆弱的生命存在的悲悯。
你的信中曾写到鲁迅先生，我对鲁迅先生充满由衷的敬意。他在一个不尊重人的国家和一个不尊重人的时代里，终生为捍卫个人的尊严而战斗，永远不向恶势力妥协。他的人格胜于他的文章--而在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的文人都是"人"不如"文"，他们纸上有一套说法，生命实践中却又是另一套准则。
你在信中说，鲁迅先生"看透了黑暗，却从未绝望"，你的判断准确而敏锐。对于鲁迅先生，我们不用给他太多溢美之词。我只想补充一点：鲁迅先生是在绝望以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寻找着希望。所以，他能够坚持着在非人的国度和非人的时代里活下去。
许广平在信中提出的难题，鲁迅先生在复信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先生说，"人生"的长途，最怕的是遇到两大难关。一是"歧路"，二是"穷途"。我想，我们今天遇到的大概是"穷途"吧。在正道之外的那些路，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是一些方向错误的路。我们的选择很明了，也很坚定。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歧途"、并不存在走错路的危险。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正道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该怎么走呢？
王维的选择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鲁迅先生的选择是："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我常常劝说身边的朋友和比我更年轻的弟妹们，不妨选择王维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我自己，恐怕得一辈子"在刺丛中求索"--荆棘会将我的赤脚扎得鲜血淋漓，会透到我的骨肉里去。
这是我的命运，我不能、也不愿违背。
你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恶，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比鲁迅先生那个时代的恶要少；相反，我认为，我们时代的恶更加泛滥、更加凶险。当然，这种"恶"也存在于我自己身上、存在于我们自己心中。
我在对抗外部的恶的同时，也在清除着自己内在的恶。我在内外的夹击中依然不愿意放弃战斗。尤其是我自己内心的恶，它将伴随我的生命始终，我也将不懈地与它战斗始终。
但是，我不会因为世上有太多的恶而感到沮丧。没有恶，善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也坚信，那些看上去无比强大的邪恶势力，最后必然会衰弱、退缩，进而消亡。只要我们能够坚守自己内心的善，也许一个漫长的黑夜之后醒来，那曾经无所不在的恶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圣经》上说过：
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
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
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诗篇37：35-36》)
这封信越写越沉重。我几乎都快忘掉你是一个"美丽，也还年轻"的女孩儿了。本来，你的来信就够沉重的了，我不忍心再在上面增添更为沉重的份量。就好像在一张漆黑的纸上再用浓墨写字。
可是，我实在写不出轻松的句子来。
就让我们彼此分担对方的沉重吧。
我注意到，你给我写信的时候是四日的深夜。那时，我正与朋友摩罗呆在北京郊外的檀柘寺里。
三日，摩罗邀我外出，我也正有此意。我与摩罗都不是"北京人"，虽然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了好几年，我们还是对它相当陌生。北京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经常让人感到透不过起来。
北京是一个官与商的城市，北京是他们的天堂。
六百年带着血腥气味的帝王都，像一只恐龙一样矗立在燕山的脚下。
六百年了，无所不能的岁月可以改变一切。在这里，流氓变帝王，文人变太监，优孟变大臣，少女变怨妇，无论出现怎样的怪事，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多少个春夏秋冬，官与商们每天都在举行宏大的盛宴，盛宴上也许还有香喷喷的大盘人肉呈上。他们开怀畅饮，他们大口咀嚼。他们在餐桌上和床第间随意决定千万子民的命运，这就叫"指点江山"。
到了晚上，一代代帝王将相们的幽灵会出来游动，向后人传授他们夺取权柄的计谋和杀戮敌人的勇气。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度里，这些经验永远也不会过时。
世界变了，有车辆，有霓虹灯；世界没有变，世界还是他们的世界。
我很少出校门，只有在校园里还遗留着几分"家"的感觉。这个校园是城市西北角的一个孤岛，它屏障了外部沸腾的波浪，让我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校门外，车与人都是轮胎飞转、步履匆匆。然而，混凝土修筑的街道上，任何人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包括烈士的鲜血和文人的唾液。
至于我，永远都是一个漂泊者。摩罗有一篇文章叫《过客之爱》，我很喜欢。人生如逆旅，我们都是没有家园的过客。我们的灵魂，至今没有找到能够"诗意地憩居"的地方。
我们真正的故乡，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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