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教的扩张主义
欧洲走上征服世界的旅程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流行东方的佛教、儒教和伊斯兰教完全不同，主宰西欧的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早期的欧洲为抵抗形形色色的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了中世纪末期，西欧在创伤中逐步恢复了元气，实力有了实质性的增长。为了较为长久地摆脱被征服的恶梦，西欧对外部的敌对势力（现存的或潜在的）采取进攻态势，发动了先发制人的反征服战争。中世纪后期一连串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西欧企图向外扩张，化被动为主动的早期尝试。十字军东征虽然失败了，但伊比利亚半岛的"十字军"却成功地把穆斯林入侵者逐出了西欧，拔掉了穆斯林帝国侵犯西欧的桥头堡。西北的十字军"条顿骑士团"则成攻地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因此，欧洲的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基督教十字军远征的继续。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除了想到达传说中神话般的国度--印度和中国谋取黄金和香料外；部分也是出于传播基督教的动机。自13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亚欧大陆的东端有一些敏华富庶的大国；还知道这些国家不属于穆斯林。欧洲人希望这些国家能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穆斯林世界。
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达.伽马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己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因此，西欧的传教士总是紧跟在远征军之后，积极向被征服的地区居民传播基督教。他们的传教士身份也因此一再地被扭曲；中国人就一再地把他们看成是侵略者的"间谍"。
基督教的好战性和努力改变异端信仰的精神显然是欧亚其他宗教所缺乏的。诚然，穆斯林用刀剑征服了地中海周边的辽阔地区；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好战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情况下，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向自己纳贡了没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同样，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彿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
中国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民族，国人的宗教感情也许是世界上最最淡漠的，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宗教也是最最宽容的。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宗教上互相容忍的态度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1326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同时又对伊斯兰教在中国西部自由传播耿耿于怀。
和基督教的扩张和好战精神不同，在中国流行的儒教和佛教是主张和平的宗教，忍让和知足常乐的精神的教义中随处可见......
正是基督教义中的扩张主义和好战精神，使西方的基督徒率先踏上了征服世界的旅程。
二、面向大海的开阔胸怀
我在研究中国史和欧洲史时，对欧洲和中国的差别留下了两点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是欧洲国家大多是忘于外族之手；中国的历代王朝则多半亡于自已人之手。这点可以解释中国人不团结好内斗缺乏民族内聚力的原因。二是欧洲早在几千年前的古典时代就建立了强大的海军，海战也是对外战争的主要战场；古代中国虽然也有所谓的"水师"，但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海战在战争中也无足轻重......
和有着强烈"土地情结"（传统中国人的"土地"意义仅限于陆地）的中国人相比，西洋人对"海"的感情也是不可思拟的。一八四二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得胜的英国人对中国的大片国土没有兴趣；而对珠江口的一个地图上没有标注的蛮荒小海岛--"香港岛"情有独钟，令中国人大感意外（也令失败的清政府如释重负，他们以为英军会开出"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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