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笔下等着我写他们，但德顺老流我写不下去，我总觉得他在这里应该有所表现。我非常
痛苦地搁了一天。这时，我感到了劳动人民对土地，对生活，对人生的那种乐观主义态度，
掏大粪这章节不但写了德顺老汉，把其他人物，譬如高加林也带动起来了——掏大粪那章是
表现高加林性格的很重要的细节。开头我没有重视德顺老汉这个人物，但最后他成了作品的
一个很有光彩的人物。德顺老汉在作品结尾说的那段话，尽管我还没有写好——写得“文”
了一些，应该再“土”一，但是我没想到《人生》最后竟然由他来点“题”，这是使我很惊
讶的。因此，当你在创作中感到痛苦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是坏事；这种痛苦有时候产生出
来的东西，可能比顺利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更有光彩。
问：有没有随着情节、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改变了最初的构思呢？
答：有。经常有这种情况，可能有时有更好的发现代替了原来的设想。
问：那么你写作前有没有提纲呢？提纲有没有变动呢？
答：有个粗略的提纲，但进入写作过程时，说不完全部都推翻了，只有大的轮廓还保持
着，所有具体的设想都可能改变了。人物一旦起来你原来的设想就不顶用了，但大的轮廓往
往还是按你原来构思时的脉络去流动的。我与广播电视
对于一个经常浸泡在文字工作中的人来说，很少有闲暇时间听广播、看电视。但是，我
和广播电视却有不解之缘。
《人生》小说发表后，在电影之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制作了广翻剧，由著名电影演
员孙道临担任解说。记得当是我是在陕北拍电影《人生》的外景地听到的，每天中午一节，
非常别致。广播剧是一种留有巨大空间的艺术，很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以后，我的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先后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被中央电视台中国电
视剧作中心改编为十四集电视连续剧。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我还带病闷在暗无日
光的斗室中日夜兼程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
那台破烂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每
当我稍有萎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
告我：千百万听从正在等待着你如何作下面的文章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那台收音机
庄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继续往前往走。按照要求，我必须最迟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将
第三部完成稿交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五月二十五日，我才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用激动得像
鸡爪子一样的手为六年的工作划了句号。然后当夜起程，截近路从山西过黄河赶到北京，六
月一日准时赶到中央台。当我和责任编辑叶咏梅以及只闻其声而从未谋面的长书播音员李野
墨一起坐在中央台静静的演播室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我没有想到，这里已经堆集了近两
千封热情的听众来信。我非常感谢先声夺人的广播，它使我的劳动成果及时地走到了大众之
中。
紧接着，中央电视台又根据小说改编制作了十四集电视连续剧。严格地说来，电视剧拍
得不尽如人意。但这已经是别一种艺术，应由本行道的标准评估，作为小说作者，不应过分
苛求，无论如何，它对小说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应该感到满足了。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原来对作为现代传播手段的广播电视，心怀敬畏。它们与大众
的交流是那么迅速而广大，几乎毫无障碍，将来的一某一天会不会把作家这种“手工业生产
者”整个地吞没呢？通过我与这两种“电老虎”打过几次交道，反而觉得文学借用这两翅
膀，能作更广阔的飞翔。我将以更亲近的感情走向它们。
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记者：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人生》到《平
凡的世界》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在理想之路上奋，今天我主要想请您主炎谈对理想的
认识和理解。
路遥：一个人生活中肯定应该有理想。理想就是明天。如果一个人没有明天，他的生活
在我看来已经就没有了意义。就是一个社会也应该有它的理想，那就是这个社会明天应该是
一个什么社会。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他们所有的实践和努力都是为了向更美好的方
向发展。所以我觉得，有理想，那么在奋斗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目标。一个人糊里糊涂混一辈
子，这样一种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记者：但是理想之路是非常艰辛和坎坷的。您觉得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个人在艰难的路上
向前，也就是说，理想的动力是什么。
路遥：人在生活中应该有责任感，也应该有使命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
吃点饭、穿几件衣服就准备离开。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比较充实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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