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此外，还有任儒生为左右内史、太行卒史、郡太守卒史、中二千石属，郡属等职的建议。此一上书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为广大儒生入仕开启了一个畅通的门径，使西汉的官吏成份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这一新的人才选育制度的形成，公孙弘起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元朔五年（前124年），弘向汉武帝提出了为太学博士置弟子、复其身和以学业状况任官的一整套建议，得到了武帝的首肯。这样，儒生入仕就有了规范化的门径。随着同刘邦一起创业的武将功臣从政坛上消失，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成为历史陈迹，一批又一批的儒生跻入汉帝国的庙堂，西汉官吏“彬彬皆文学之士”，文化素质大大提高。
经过卫绾、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的努力，使西汉的统治思想基本上完成了由黄老之学到儒学的转变，实现了儒学与政治的结合。此一转变，对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在孔子、孟子、荀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学与政治的结合还仅仅是大师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那么，到西汉建国伊始，儒学与政治的结合就逐步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6)
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连载：汉武大帝 出版社： 作者：导演：胡玫 编剧：江奇涛
叔孙通制朝议，张苍定章程，使汉高帝刘邦从实用的层面上认识了儒学的价值，因而才出现他以太牢之礼曲阜朝圣的场面。但此后惠、文、景时期由于黄老之学的兴盛，儒学与政治的结合暂时中断。不过，由于汉初一批儒学大师的努力，使儒学的勃兴形成了不可阻挡之势。而在董仲舒之手推出的新儒学使汉武帝认识到它巨大的思想价值。由此，导致了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的出台。
在推动此一政策出台和此后实践儒学与政治结合的过程中，公孙弘以丞相之尊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推动了儒学与刑法的结合。此后在两汉司法实践中盛行的“《春秋》决狱”，他应该是重要的启诱推动者之一。汉武帝时期执掌司法权的张汤就以公孙弘为老师，时时请教之。］
［孟祥才云：“公孙弘主要是专以儒术谋求禄利的儒士。不是专治经学的儒学家，不是学者型，是官僚型人物。同学术领袖董仲舒不是同一类型，不是以儒家经义为最高原则，用经义指导政治、规范政治，而是以圣旨为唯一的最高原则，以经义服从政治。］
［董仲舒以“从谀”斥公孙弘。司马迁、班固评公孙弘“希世用事”，“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公孙弘荐董仲舒出任胶西王相。胶西王乃刘彻异母弟，素霸悍。弘以为非仲舒莫可为之。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遇之。］
匈奴右贤王数侵扰朔方。
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高阙，地在今内蒙狼山中麓石兰计口。（据唐晓峰实地考记。））骑都尉韩说擒获右贤王。
［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大行李息为将军，皆统属大将军。］
［“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亲信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虏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此役俘获匈奴王十有余人。益封青六千户。］
［“元朔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左内史李沮……太仆公孙贺……代相李蔡……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匈奴左贤王挡卫青等兵。”
（朔方郡，元朔二年置，郡治在今乌拉特前旗东南。）
“都尉韩说，从大将军出窳浑，至匈奴右贤王庭，为麾下，搏战获王。”
（卫青“麾下”军与四领属将军的出塞点显然不在一处：前者是从窳浑出发，经高阙出塞；后者是从朔方出发，在朔方以北某山口出塞。两路大军一东一西，对右贤王庭形成钳击态势力。）］
夏6月，颁布《劝学诏》。
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淮南王与衡山王谋反，计未果。
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赃罪，并置武功爵。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时孔安国为博士，传授孔氏所藏《古文尚书》，开拓古文尚书学派。
秋，匈奴万骑入代，杀都尉朱英，掠千余人去。
司马迁仕为郎中。
元朔六年（B123，戊午），34岁。
春2月，卫青率六将军骑兵十万，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后万九千骑。而汉亦亡两将军、二千余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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