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仍真诚地回答说："我到世行不久，一是不敢想，二是不敢当。"
我说的是真心话。尽管我到世行已经两年多了，但我并没有太长期的打算，我认为我早晚都会奉召回国，因此，我的住房还是租住的，我的中国外交护照也没有更换。
斯万听了我的回答，无声地笑笑，没有接着说什么。
大概又过了一周，行长办公室来电话，通知我行长要约我共进午餐，参加午餐的还有斯万和沃尔芬森的私人顾问、前哈佛商学院院长 J ·麦克瑟。我准时来到一楼行长的私人餐厅，坐下不久，行长就话归主题，他说："我们今天是工作午餐。关于卡基走后的分工问题，斯万与我讲了，我同意由他接管卡基负责的地区业务部分，人事、行政部门的高级副行长，经过征询各方意见，晟曼，我想让你来接替。"
说到这里，他看看其他两人，他们均点头，并向我表示了祝贺。
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连连说："我不行，太年轻，你们还是再考虑一下其他的人选。"
沃尔芬森笑着说："我观察了你两年，也听了其他人对你的评价，我看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40 岁也许对世行惯例和你们中国的传统来说，比较年轻，但是对迅速发展的世界来说并不年轻。我当初在所罗门投资银行干的时候， 40 岁都已经是老人了。"说到这里，商学院院长也接茬说："人选的核心是能力，而不是年龄。"斯万也接着说："晟曼，你别谦虚，你能干好，我们一起干。"
显然他们已经事先商量过了，我只好改口说："如果行长信任，我一定努力不负众望"
11 月 14 日 ，沃尔芬森在执董会的例行会议上宣布了世行新的五人领导班子。
就这样，我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推进了世行最核心的领导层。在班子里，我刚过 40 岁，服务世行才两年，是世行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副行长，我的同事们都在 50 岁以上，除了行长，别的几位都已经在世行工作了二十年以上。
第15节：涉足业务(1)
不久之后，沃尔芬森又向执董会提议，除了常务副行长之外，我也可以代表他主持执董会。这意味着，我实际上成为了世行的三号人物。
我的快速升迁，在世行的成员国和世行内部成了一条大新闻。 12 月 5 日 的世行工会报纸上评论说："章是一个火箭般蹿升的低调的人。""这个中国人很能干，提升很快，他善于保持各方的平衡，遇事不慌，敢于决策，效率很高。"工会习惯对世行管理局持批评态度，要他们积极评价一个世行现任高官，这可是很破例的。
而在了解内情的人们看来，这个消息似乎不算意外。 11 月 25 日 ，即将离任的法国执董马克·奥瑟曼在告别信中写道："章就像是执董会的第二十五个成员，他是管理当局与执董们之间的桥梁，是优秀的典范。他像是一棵树，每年都在成长，都在结果子。"一位副行长则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说："任何有嗅觉的人对此都不会感到意外。"
在任命宣布后的一次招待会上，已经退休的卡基告诉我，是他向沃尔芬森推荐了我。卡基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 80 年代，我在财政部世行处工作的时候，曾在北京接待过他，他先后担任世行中国局局长和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副行长。也许由于多年的交道，所以他对我比较了解。他对我说："新行长来后，有时候议而不决，班子里能说会道的多，敢于做决定的少。基于这两年的观察，你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很沉着稳重，敢于做决定，而且你来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你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客观地说，在我的升迁问题上，卡基等人的推荐和我个人的表现，都是有关的原因，在过去两年里，秘书局的改革、香港年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协助行长推进改革方案等工作，均给沃尔芬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组织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到 90 年代中后期，快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世行最大的借款国。从 1995 到 1997 的三年里，中国一直是世行最大的借款国，总计贷款 88 亿美元。每年在世行的总贷款量中，中国所占比例都超过了 13 ％。
与此相关的是，沃尔芬森需要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选进入他的核心团队。在原有的 5 人小组中，行长和负责财务的高级副行长是美国人，常务副行长是瑞典人，另一个负责业务的高级副行长是德国人，只有印度人卡基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这样的构成保持着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的平衡。随着卡基的退休，理应由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选进行递补，在这一点上，我显然占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便利。
涉足业务：
管辖 74 个国家
我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做事的信条起了不小的作用：低调的态度，比他人学在前头，以及尽力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1999 年秋天，华盛顿的枫叶早早地就红了。从世行大楼望出去，可以看到林肯纪念堂前的那片大草坪已经开始有点泛黄。据说，美国联邦政府将在那里建设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公园，到 2005 年正式开放。
周末，世行的土耳其籍同事艾奇维特邀请我去他在华盛顿郊区的山村别墅度假，他在世行服务了将近三十年，此前当过管理中国环保业务的处长，后来升为东亚地区主管环保业务的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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