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问住着男右
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
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
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问房子住四五个人五六
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
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
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
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
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
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三岁，是宣传部的干
事。她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初到夹边沟右派们
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
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
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
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
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
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
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
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
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
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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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
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
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
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
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
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
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
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
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
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
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
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
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草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
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
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
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
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屈辱!
我和那秀云好多次将心比心地劝过她：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
要是像你这样想，难道我们就要把孩子掐死吗?她说我们：你们是
劳教之前生的呀，生在家里。我可是要在这里生孩子呀!难道叫
孩子在劳教中长大吗?这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多大影响呀!我们
说，孩子生下了，不管是好长还是赖长总是要长大的!我们的劝说
不顶用，管教干部也怕她出事，就破例地把她在农业队劳教的丈夫
毕可成叫来，和她在一起住了几天，叫毕可成做她的思想工作。
毕可成也是农校教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瘦长的身材。
夹边沟有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
福气，不要说同房，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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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农
记忆中，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和丈夫陈毓明只同房过两夜。那还是
因为陈毓明早就认识农场场长，场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敬孝，梁敬
孝事先叫李怀珠、豆维柯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叫他们夫妻同房
一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
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
想了。
李怀珠也不大哭了。
初到夹边沟农场，女右派的劳动是分散的。我们的组长那秀
云带着六七个人在磨坊磨面，毛应星和几个人在蔬菜队种菜，——
毛应星是西南农学院毕业，学的林果和蔬菜专业——还有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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