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
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
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
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
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
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
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例。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
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
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
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
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
· 149·
夹边沟记事
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例。
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
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
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
不适，中毒性痢疾……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
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还有制造假
学历的，出卖假职称的……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
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
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我在造病历的时候还注意过一个问题。我造病历，是按照农
场提供给我的死亡者花名册上的名字造病历的。死亡者花名册上
还有其他栏目：遗物。我发现，所有人的遗物栏里都是写着床单
呀，褥子，棉袄裤两件……没有一个人的栏目里填写存款折、国债
券、现金和手表。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把贺秉灵送上
马车的时候，把他的箱子也装上车了。为了防止箱子被偷，我们征
得他的同意把金项链、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
了。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
完，因为陈天堂不给他开条子，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储蓄所取钱了。
五十年代，许多年轻干部在定为右派走进夹边沟的时候，身上有儿
百上千元的国债券，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成家，他们的国债券
都是随身携带的，而国债券是不能当钱花的，银行也不储蓄国债
券。为什么很多人有许多国债券?你年轻，你不知道：五十年代国
家还很穷，为了筹备资金，国家大量发行公债。你是干部，你是工
人，你进步不进步，你热爱党不热爱，就看你买了多少公债。许多
人为了表示热爱共产党，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勒紧腰带买公债。
说到哪儿了?我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我不是拉开陈天
堂的抽屉了吗?陈天堂站在窗外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他也
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
·150·
医生的回忆
给他抖落出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
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看见了大罗马，我立即
就明白了，他是在贿赂我，拉拢我，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
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不知道那块大罗马他是从哪位死者的
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
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
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
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
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
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在夹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
之后，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
理由拒绝接受我。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直到1978年落
实政策。
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夹边沟来的。他的
大女儿十八岁了，嫁给了夹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1960年冬季的
时候，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女儿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
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
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我当时说过他，你不要总
给姑娘打吗啡。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十几支吗啡，你可要
控制点使用。你把它用完了，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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