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训斥我：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
把它留给劳教分子!我只好住嘴了。过了一个月，吗啡使用殆尽，
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只好送到劳改医院去治疗。
夹边沟农场1967年撤销，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下河清农
场去了。女儿在下河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新添墩的时候，有个天津青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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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淘记事
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右派。他的工作是演员，取了个敦煌的姑
娘。他在新添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是肝炎。我把他送到场部
医务所住院去了。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
化了，回来后也干不了活，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不下大田。后来
他的病情严重了，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陈天堂不叫
送。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陈所长什么时候
来新添墩，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过了一段时问，他的
病愈加严重了，已经垂危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他又对我
说，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叫他现在就来一趟，我要见他，有话跟他
说。我说你口气还大得很!你想见陈所长陈所长就来吗?是打个
电话就能叫来的吗?天津青年说，你打去，你打电话去，他肯定来。
他不敢不来。听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我就去打电话了，结果陈天
堂还真来了，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
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
……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
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
到陈天堂的脸上了，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
哎呦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
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
C马大哥
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
系的章仲子，那是国民党政府编译局的权威，大翻译家。中国几个
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
尔泰，“六四”以后逃跑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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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
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生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问
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截取知县，造
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禀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
祖更足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
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
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
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
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
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
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
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三十斤，继而又
减到二十四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
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
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
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
的冬季挖出来充饥。
可是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
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他就五
十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队割芨芨草，编筐子。开荒和平
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自己编省钱。
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秋天，我从新添墩到场部去，正好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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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部的麦场边走过，看见王鹤鸣和几个老弱病残在麦场边编草席，就
走过去问了一声：哎，王老汉，你们怎么编起草席来了?
在夹边沟农场，人们是不能叫同志的，也不敢叫先生，互相之
间都叫老李老张，或是直呼姓名。由于他和我不是同代人，不便称
他老王，我就学着本地人的称谓叫他王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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