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答道。一个拿着大斧头的红卫兵厉声说：“这不是‘四旧’嘛！”顿时将一把精致的、全部雕花的乌木靠椅砸成几块（这把椅子工艺精美、古雅，足以进博物馆展出）。还有些人，从壁橱内拿出徐淑君、王震表夫妇俩托我带回北京给他大儿子王培德保存的几幅有名国画和王家的两本家人照相本，连同我的几幅名贵国画及衣物用品。这一下，他们立刻勒令我和堂妹低头，不许动，责问我“你说没有‘四旧’，这些是什么？”要我把照相本上的人逐一说明是谁？是何关系？以及几张画的来源。
堂妹机灵诡清，这时候她反而指责我：“你说没有‘四旧’，不老实。”这一来，红卫兵便叫她“走”！把她放了。转身又继续逼我交待。我不愿连累物主双老，就回答说：“画是家藏，照相本上的人都是家人和亲友。”红卫兵继续盘问，我也顺势给他们胡乱解说一通。正在这时候，有人突然翻出一本书，随即捶打我的肩膀，大声骂道：“你从北京来上海，不带《毛主席语录》，却带这本反动的《燕山夜话》，居心何在？快说！”他们如获至宝似的，纠缠不休起来。我辩解道：“这本书在北京，是当作反面教材用的，北京新华书店排队挤买，我未买到，来上海临行前朋友送给我路上翻看批判学习，没有别的意思。”“你胡说，不坦白！”红卫兵一窝蜂似地叫嚷起来。“要坦白交待，坦白交待！”又有人叫：“后果要你自己负责！”
于是一个女红卫兵顺手“嚎、嚎”一下子撕毁了两张国画。准备再撕第三张时候，那位年龄较大的红卫兵说：“好了，行了，带回去再说，我们还要赶去别处呢！”
大概这人是这批学生中的头头吧，对方很听话，把已经撕破了的画和尚未撕扯的字画，连同照相本、衣物、杂物用我的红、黑方格子布面提包和同样质料的一口箱子装好。这时，又有一个穿着便装的人，态度较好，翻着手中的地址本，把本内的姓名逐一向我追问。忽然又有人插问一句：“你这次到上海来干什么？”帮腔人同样又问了一遍，并说：“我们已去过复兴西路，你的房子里什么都没有！东西到哪里去了？”我回答道：“不是告诉过你们吗，我已搬去北京。你们要查‘四旧’，到我北京家去。我来上海是为退房子的事。”“你真会说，你嘴好凶，复兴西路看房子的是谁？”“是锦江饭店老职工刘青云的儿子刘忠海。”“你为什么要他看房子不叫别人？”“他父亲嘱咐我照顾他儿子，我们感情好，像家人一样。”“他现住何处？”“住武康路三九八号，刚搬进去。”“走！你带我们去！”说着把我押在他们中间走。一路上连骂带踢，嫌我走慢了。有位女红卫兵把他们叫开，由她督促我走，小声对我说：“走得快点。”
我们走到刘忠海家，只见门锁着。他们用脚死劲地踢门。小刘的邻居出来说：
“他们全家都去岳父家，今晚不会回来了。”这一来，这批年轻人气坏了，有几个主张把我关进厕所，殊不知厕所门也锁着。问邻居要钥匙，邻居女同志说，钥匙被值夜班的邻居带走了。气得这批红卫兵大发雷霆，叫我“滚！走！走！”又把我押回到我的住处，沿途对我又骂又嚷。回到住处时，天已将晓，几个男女红卫兵厉声说：“为什么你要带本《燕山夜话》？好好写份检讨！写不好，不放你过关，知不知道？下午再来。”说完，就把我所有的东西全拿走了。
房门离床不到三米，天热，门是半开着，我整夜未睡，写完检讨很累，穿上大花布做的又宽又长的夏衣躺床上歇口气。
这是中午的时候，一个约十七八岁的男红卫兵走近床边，我未及起床，他把大木棍一摇一晃，指着我痛骂：“看你这一身，洋不洋，中不中，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检讨写完了吗？”我答：“写完了。”他说一会儿来看，就走了。下午4点，这些人准时来到，看了检讨，气势更凶。“呸！这是什么检讨？不行，重写！
明早8点来拿，再不行就和你不客气了。”有的插嘴说：“快写！”其他人也都跟着嚷了一通。红卫兵走了，我正坐下歇气，小刘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小刘，他门坐着。接着郑素因医生又是酒喝得脸通红，醉醺醺、气冲冲，进门就急叫：“不得了，把我房里的红木家具、椅子、台子连床都搬到门口屋檐下了，用什么？今晚睡什么？
你快去给我想想办法。”我和小刘俩面面相觑，无话可说。郑医生见我不表态，她生气地说：“你不同情我，算了。”转身就走。
次晨8点，还是这批学生，进门就查看我写的检讨，看完，更加严厉苛刻了。
“你这人不老实，不肯坦白交待。”说着一把拖住我，命令“走！”不容我反驳。
跟着他们下了楼。我心想：要把我押到哪里去呢？到底是为什么？殊不知到大门口，就叫我站在台阶上，面对路人，叫我九十度低头，不许说话。带头的红卫兵似乎唯恐嗓子不会嘶哑，死劲放声大喊：“革命群众们，你们看，这是锦江饭店大老板，资本家，反革命！我们叫她检讨，她不坦白交待。她是全国政协委员，现在她要上北京去，我们把她这案子移交全国政协处理。革命群众同不同意？”马路上行人群众齐声回答：“同意！”然而，从声音中知道，回答的只是寥寥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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