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这样顽固，自己讨苦吃，有什么好处？还是从早坦白，早得自由不好吗？”
我站住不吭声，眼看他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似的，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主审叫男的副审员揿铃，解放军进来，他照例一句：“把她带回号去！”我正要转身开步时，主审老头说：“你回号好好想想，把问题想通，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一句充满威胁口吻的警告！
我回到号房，照例坐在床边摇摆两腿，望着号门心乱如麻！怎么也想不通，到底为什么问题被拘留！为运动吗？谁在害我呢？左思右想，始终得不到答案。这些人哪像共产党的干部！说不清，讲不明，究竟要把我搞到什么地步？体弱的我受得了吗？又想到家里孩子不知自己的母亲在何处，她们一定比我还要焦急哟！越想越火，唉声叹气有何用？自己不是没有经过沧海桑田和大风浪，何惧之有？！何况抚心自问，又有何愧？人，往往因为对事物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强的意志，失去信心和希望而消沉。我就此灰心吗？向困难低头吗？不，我应该像过去一样，跌下去，站起来！鲁迅先生有句名言：“敌人要你死，你就偏不死！”话虽如此，但不知往后还会发生什么？我该怎样去抵挡这股逆流，度过如此凶险的难关？怎样保护自己呢？唯一的办法是将自己的大脑“真空”起来，一如以往所遇，任凭它浪涛滚滚，冲击淹没，听之任之！静以待之！
过了几天，解放军又叫“提审”了。审讯还是原来的三人，原样的位置。那女的依然低着头在翻阅材料，见我进入便说“坐下”，态度平常。这时主审开口了，“怎么？想通了吗？”“要说的说了，要写的写了，再也想不出什么了。上次就回答过你们，一点也没有了。”主审眯着两眼，吞人似的问道：“那么你和杨虎、田淑君、杜月笙、上海青红帮等等的关系？还有锦江每天来些什么吃客？锦江的特别间设置的目的？为什么离婚？为何去菲律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必须交待清楚，要坦白。”“你们所问的这些问题，我都已一一写下交待清楚了。至于青红帮，我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帮、社、团、会等组织。1929年秋在上海和夏之时离婚后，我相信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而靠拢党，结交进步分子、党员，做了党的忠实朋友。
离婚后不久，曾由共产党员郑德音介绍我去李某（名字忘了）家联系，李某说你上有老、下有少，入党缓一步，还是先解决老少的生活为重，现在是革命低潮，嘱咐我经商来为党工作，为老少谋生计。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陈同生同志，他是新四军政委、联络部部长，解放后是上海市统战部部长，和我联系过程中也嘱咐了同样的话。并说在白区做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对工作有利。
“上海刚解放，陈同生对我说：现在解放了，你可写入党申请书，由他和杨帆做介绍人。我将申请书写好正要送去杨帆处签字的时候，杨帆上北京发生了问题。
因此，又搁浅……”说到此，主审打断了我的话，拍桌大骂道：“呸！你够得上入党？做党的朋友都配不上！”然后，他又勒令我接着讲下去。“关于杜月笙如材料所说，‘锦江’第一次扩大房屋是杜月笙协助的。‘锦江’对杜月笙协助的答谢，就是每次他来吃饭优先给他好座位。杨虎和杜月笙在‘锦江’吃饭时，杨曾请我出来和杜月笙见过几次面，此外，并无往来。总之，我和杨虎、田淑君、杜月笙的关系在材料里已交待清楚了。关于青红帮人物仅仅闻名而无任何来往。至于‘锦江’
每天来些什么客人，‘锦江’是餐馆，只要有钱谁都能进入叫菜、吃饭，全世界也没有例子要问清顾客的姓名才允许顾客进餐。”“你真会说话，”主审插嘴说，“我们问你的是主要顾客，如国民党人、社会名流、帮派头子等人物。”我答道：
“营业时间，川流不息的顾客进进出出，即使有认识的，我坐在办公室里也不会知道。”主审又动肝火了：“谁来‘锦江’难道你一个都不知道？”“的确不知道。”
我说。“那么，你刚才提到杨虎和杜月笙来过，你又是怎么知道的？”“那是因为杨虎叫服务员来办公室，请我一起吃饭，才知道他们来了。”
“你这人很狡猾，不老实。今天到此为止，回号去仔细考虑一下吧！”主审就这样又结束了这次审讯。
次晨8时，又被提审。主审问：“你考虑得怎样？想通了吗？”我没有作声。主审老头说：“接着再往下讲！”我说：“有关‘锦江’特别间的设置，纯粹出于生意上的动机。设置特别间等于做广告。这间房间的装修、设备、用具比其他卖座房间讲究些，还装有电话，位置又在走廊末端，颇安静，顾客都喜欢。订座要三四天前。如此而已。”“胡说，你这房间是专门用来搞反革命活动的，你还瞒什么？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们既然调查清楚了，还问我作什么？”“看看你老实不老实。”我听了暗自好笑。主审说：“你所讲的与事实大有出入，你的问题很严重，你到底想怎么办？”“我已陷在这样一个不容许人说真话的境地，失去了自由，随便你们吧！”我说。“你很坏，那么厉害。我再问你，你周围和你经常来往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你常带头和他们开会，到底干些什么？”“他们都是我的小辈，经常和他们聊天是有的，从未和他们开过什么会。”我说。“听说你很会用人，谁都服你。”我九十度弯腰低头，暗笑会用人亦是罪。你们不研究研究为什么我能用人呢？真好笑！于是这凶恶的主审没完没了地问及日常来往者的情况，同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他是分别提名盘问，并要我揭发、交待。我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凡和我交往过的人，材料里都写明了，我不知道的不能胡说。”“你材料里没有揭发任何人。”“没有，我怎能随便冤枉瞎说呢？我若瞎说一通，既对人不利，也增加你们的麻烦。要调查研究，浪费时间和精力，消耗国家和人民金钱。毛主席不是指示要‘实事求是’吗？”我说。主审大怒：“你这三寸之舌好凶，好厉害！”吩咐男的副审员揿铃，带我回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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