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立刻向庭上表明：“这里面涉及伪证或不当提示证人的问题，务请书记官详细记明笔
录。”孟启正作证这一幕，使我目击了一场衙门现形记，我真忍不住好笑。乱查扣书，闹出
乌龙事件，两个衙门竟发生当庭互赖、当庭大对决、争先卸责的笑剧，发生互不承认孟启正
的妙事，如此荒唐，真是。‘官场现形记”都找不到的好材料了。
这个案子所以能被我逮到，关键在于即使按照当时违宪的查禁政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
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也只规定“出版物有本办法第二条或第三条之情事者，对其出版
发行人应依有关法令予以处分，并扣押其出版物。”明定扣押对象是“其出版发行人”，但
张桂贞只是一位雅好收藏禁书的老人太，人既非“出版发行入”、注所亦非“出版发行人”
注所，怎能查扣她的书？我争执的焦点是：按照“出版法”第三于九条，只禁止“出售
及散布”，并未禁止。“持有”。戒严时期，人民持有“禁书”情况，其实一如持有“黄
金”、“美钞”，只能“持有”，不能流通买卖，但单纯之“持有，，并不犯法。本案对住
宅破门而入，抢走“禁书”以去，其行为”在模式上与破门而入，抢走“黄金”、“美钞”
以去并无二致。所以台中市政府要赔张桂贞才成。
虽然犯罪事实已明确如此，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法官翁其荣、徐元庆、陈成泉仍旧官
官相护，违背法令，判台中市政府胜诉。最妙的，在判决书里，居然弄错法律位阶，把行政
院新闻局69．12．17瑜版四字第一七0五0号函优于法律，并把其中“私人车辆、办公及
投宿场所”扩张解释，认为私人住宅也包含在内！试问人对自己的家，叫“投宿”吗？
三法官又说“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八条“扣押其出版物”中，“其”
字应做“出版物”名词解释。但“其”字明明是文法上的代名词，如照名词解释，则变成
“扣押出版物出版物”了，这通吗？可见三法官“名词＼“代名词”都分不清、也不懂中文
“投宿”的意义，国文程度都如此超越前进，法律素养自然更可想而知矣！
案经张桂贞上诉后，最高法院法官刘焕字、孙森焱、曾桂香、林奇福、罗一字判决，断
定三法官判决错误，“率以扣押程序无暇疵为论断，并据以裁判，尚难谓合。”因而发回台
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起，这一案子更审。审了一年三个月，台中市长
张子源也下台了，法定代理人换成了新市长林柏榕；打太极拳的法官林松虎也换了，最后由
黄奠华、袁再兴、林富村三法官判决原告张桂贞胜诉。接着林柏榕又提出上诉。案分到最高
法院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手里，居然做下中国司法史上最荒谬的
判决，认定台中市政府胜诉。这一案子分到法官李锦丰、范秉阁、郭柏成、葛浩坡、洪根树
手里前，前后历时三年四个月，张桂贞母子楔而不舍、努力不懈，所争者，除民事责任、司
法公正以外，更着眼于宪法中人民基本自由之保障。戒严四十年以还，警备总司令部执“戒
严法”以限制人民基本自由，“恶法亦法”，尚勉强自成一说，但逾越“戒严法”本身规定
之限制而滥肆扩张，则就无以自圆。试看“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明定：“戒严地域内，
最高司令官”、“得停止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并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
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戒严法”还算是法律，可是“行政院一
九七0年五月五日台五十九内三八五八号令核准修正”了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
制办法”，其中第一条就说“为管制出版物特依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订定本办
法”。但这办法，并没经过立法院的立法手续，根本不是法律，所以还不够资格称为以“戒
严法”为“母法”的“子法”。可笑的是，虽然连“子法”都不配，这一所谓管制办法，却
自动扩张解释，把连“戒严法”都没有的，都加以罗织引伸。例如该办法第三条规定：“出
版物不得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八、内容猥亵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动他人犯罪者。”试看
“戒严法”第十一条第一款明指“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才可依“戒严法”取
缔，但是出版品“内容猥亵”明明只是妨害风化而已，又何曾妨害到什么“军事”了？男女
问题竞与戒严有关，戒严竞戒到了男女问题上，这种扩张解释，岂不是荒谬吗？再按“中央
法规标准法”第五条：“左列事项应以法律定之：……
二、关于人民之权利、义务者。”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所管制的
事，既为人民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自属“宪法”中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与义务”范
围，而“应以法律定之”，不能出之以命令。而所谓“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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