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
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
了么？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
指，声音平直他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
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
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同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
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
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
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
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
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
慢慢他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口开放探亲后，我
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
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
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
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次，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帧是我
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
战期中，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
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
平，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
姨太大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大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
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牺牲自己，而实际献身给国民党高干以卧底者，比比皆是。
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工晓波的母亲，就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
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年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
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
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姊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
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
妹人、后来仟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帧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
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
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
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
兴安省是闰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
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惨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
老爷孙律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
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
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十一号六桂行”
（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一三九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
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平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
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匆促决定来台后，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
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
上飘洋过海。五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
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
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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