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我曾以粗话
自嘲：“我来台湾时，鸡巴还没长毛；如今鸡巴毛都快白了，人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
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寅恪“先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
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
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六岁儿子、四岁女儿）
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
2 小寒纪
十五二十，时我少年，陷身孤岛，一片小寒。
我在一九四九年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从初二念起一直念到高二，这四年间，我陆续读
了许多课外书，由于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
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在内心深处，我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
（intellectual 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
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学制度的断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最后以同等学力考
上大学。所以，如说“李敖连中学都没毕业”，这一陈述，并不错误。
在台中一中同学中，跟我同届的陈正澄是学问最好的，通中、英、德、日四国文字，后
来做到台大经济系主任，他去德国留学时要我用毛笔写字送他。我题诗一首：“人生何处不
相逢，我来台湾识正澄，同学十载空余恨，抢去我的第一名。”
乃写实也。他把字带到德国，一直挂在墙上。陈正澄以外，张育宏也是我最早认识的台
湾同学。四十年后，他以新光产物保险总经理的身份，开了两桌酒席，庆祝我来台四十年。
他的国语、日语都讲得极好，演讲起来，外省人与日本人都推服无间。赖宪沧也是老同学，
我办《求是报》时还大力出资订阅送人，我们一起吃日本料理时，双方都带儿子，但他的儿
子大我儿子二十多岁，同桌而食，非常有趣。韩毅雄在全校考试中是冠军，下象棋也是冠
军，聪明绝伦，做到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至今犹是我的“御医”。王新德在班上，翁硕柏
老师公开赞美他是美男子，为人头脑细密。有一次他静静看我和施启扬争辩，劝我说：“你
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
不忘。爸爸死后，他写了一封深情的信慰问我，我至今感念。何西就在四十年后与我为邻，
人最热心公益，每次选举投票开票，他都全程参与。妈妈因常在楼下走动，附近人都见过
她，但有的不知为李敖之母。有一次她去照相馆冲洗照片，我赶来时，看到何西就正和她聊
天，西就看到我跟妈妈“一见如故”，他奇怪地问：“你也认识这位老人家？”我笑说：
“我当然认识，她是我妈。”程国强是最顽皮的家伙，后来留在大学专教马克思，还陆
续供应我“匪情资料”，我们互相觊觎对方的妹妹，但都是说着玩的。张光锦跟我常做深
谈，两人相知甚深，后来做到中将司令。他当年写的新诗，至今还藏在我手里。孟祥协是孟
子七十五代嫡孙，高二后迷上围棋，自此一头栽进，成为国手，终身职是“亚圣奉祀官”。
两人见面，喜谈《三迁志》等古书，因为两人国学底子都好。熊廷武来一中较晚，在高二戊
与我同班，为人诚恳，大异他的姐夫王升。我恨王升并常骂之，但和廷武交情不受影响，见
面时也互相绝口不提王升。高我三班的张世民，是我参加演讲比赛认识的，我代表初中，他
代表高中，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为人理性正派，人又漂亮，张光锦曾打趣说：“你跟张世民
是同性恋。”张世民结婚时，笑着宣布他绝不洗碗，我同李圣文问他为什么不做家事？他说
不能做，所有权利都要在结婚那天争到手，不然一洗就洗一辈子，其风趣可想。
高我二班今为世界级学者的李天培，是温柔敦厚的君子，他和弟弟李善培两人，随父亲
李子宽老居士到台湾。老居士本是老革命党，做过孙中山秘书，被蒋介石关过后归顺蒋介
石，垂老主持中国佛教会，住在善导寺。我到台北念台大，一开始就借住善导寺。善导寺是
日本人盖的古庙，地下室内，有个骨灰间，我就住在隔壁，正所谓“与鬼为邻”。管理骨灰
间的职员是绝对相信有鬼的，他指着一排排的骨灰缸，告诉我“昨天晚上”哪一个缸中有了
哪种动静。这个地下室不算大，鬼口密度远超过人口密度，所以，我无异是同“死人”住在
一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在那么年轻时候，就感受到那么多的“死人”，感受到他被
“死人”包围，这种感受，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自然有死去活来的影响。有时候，我一个
个细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到一个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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