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人物一样。台大、普大可以人才毕出，但论伟大，却只有一人而已。一九八三年六月，
木令耆在海外发表《王尚义与李敖———个6时代的两种表现》，文章中说王尚义和李敖他
们有“脱离了母系环境，少年被移植后的失落惆怅”的处境，是真的；说“正当他们开始有
些对人生认识的知悟，正当他们想迎风而飘，随着祖国历史的潮流向前迈去，他们被父母带
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岛，他们与祖国正动荡着的新时代隔绝了。从此他们受到拘束，身心受到
压制，如同正向蓝天方向上长的幼树，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内，既看不见天日，也无伸展之
地”，也是真的。木令耆分析王尚义和李敖“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在李敖是“硬性人
物”、王尚义是“软性人物”的主线上，也分析得很不错。不过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个大错
误，说李敖“不做伪君子，宁做真小人”等话，显然是误读了我的文章了。我在《十三年和
十三月》原文中，是这样说的：
我最讨厌装模作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
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
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
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
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我这里明明愤世的指出：“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的条件下
要我选，我才“宁做真小人”，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做“真小人”为职志。木令耆说我“不顾
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等话，倒是实情。我写《论牺牲自己的名誉
去奋斗》一文，就特别点破这点。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
“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
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
但他“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下来，却被部分浅人以丑角、以卓别林视之，视正常为反
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木令耆说李敖“他身经百战之后，依然凛凛
抖发英姿”，正因为我们有“不顾自己的尊严，牺牲君子尊严，披上殉道的斗篷”的气魄，
我们才能一战再战、拆穿伪君子啊！木令耆说：“李敖的成功，是他有脱离悲剧的能力。他
能转悲为喜，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而不是小喜剧，是莎士比亚的大型喜剧人物。”“王尚
义呢？他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
“这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一个灭亡，一个出头。”是真的。王尚义的悲剧，乃在他根
本就是一个“软性人物”、一个弱者。
但我永远不明白，这么善良、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汉，而
要变嗓成娘娘腔，最后肝癌上身、憔悴以死？为什么死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什么“软
性”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王尚义全错了，他在“一个时代”里，完全做错了表现。－在
“一个时代”里，只该有一种表现，那就是战斗的表现、男子汉的表现、把敌人打得哇哇叫
的表现。可惜王尚义不懂这些。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王尚义的早夭，无宁对他是好的，否
则他活得愈久，就愈可能沦为“男琼瑶”，这样多要命！王尚义死后多年，我感而有诗如
下：
又信基督又信佛，口似黄连心似婆，自古失败在尝试，可知传法有果陀？
自信颇能道出王尚义的悲剧所在。王尚义虽然多愁善感，但笑起来，却也爽朗得很，毫
无保留。不过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带苦。一天我们两人在杭州南路午饭，店中收音机播出
新上市的歌曲《小桃红》，歌声中“叫一声小桃红……就使我想起从前”几句，回肠荡气，
哀婉动听，王尚义若有所思，一再为之击节，没过几天，就传出他得了肝癌，不久就死了。
台大同学中，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就是施启扬。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到台
大后，来往不断，相处甚得，甚至一起伪造文书，帮盂大中逃避兵役呢。我的大学毕业论文
题目是《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写作过程中，因为
牵涉到中国法制史，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施启扬陪我，拜访了戴炎辉教授。后来我发现原
来戴炎辉的著作，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特别告诉了施启扬，他大吃一惊。那时他
也研究中国法制史，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辉借走，别
人都无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施启扬在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并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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