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之肯回来，否则一切自谓忠贞，都无以证明。谢然之当然不敢回来，他的更正都是假的。
同年十一月七日，《自立晚报》刊出“省主席”李登辉在省议会公开承认国民党中“有
彭德、谢然之等败类”，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说，国民党搞出这些败类来防范我们的思想，
但是真正出问题的，却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自作自受，真活该啊！同时，我忍不住要质
问：你们他妈的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当年豢养这些忠贞分子，职司钳制言论之责，整
天整我们，说我们思想有问题，现在时穷节乃见，原来有问题的，全是你们窝里的，这下子
可怎么办？人是你们用的，如今出了纰漏，你们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吗？
说你们该负道义责任，太抬举了，你们该负的，其实正是不义责任。为了你们的不义，
多少年的岁月与心血，都耽搁了、泡汤了，你们的祸国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杀的作业里，除了国民党“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
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缘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论战。论战是由两篇文章引
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
看病》。胡秋原因为论战失败，迁怒到《文星》，乃转移阵地，自四月起，在《世界评论》
上，展开暴跳如雷的攻击，攻击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许登源和洪成完。到了
八月，在伦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给《文星》一篇投书，《文星》于九月一日刊出，其中
提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的话；十月一日，我写《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现代史
研究的立场，对“闽变”叛国，也做了一点研究。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气了。他来了“三
位一体”的控告－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胡秋原这一举动，曾经引起舆论的非议，
十月九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断是非，我
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造胜诉一造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
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坚持要诉诸法律，我
就随他的便，那时我没有钱请律师，我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了。这时候，
一个神秘的消息传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大大找到了胡秋原的大太，由大太级的出面，双方
先行达成和解。这当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时我还不认识居浩然，我也没说什么。后
来居浩然从伦敦回来，认识了我，但白告诉我他怕老婆，老婆说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说：
“别什么老婆不老婆吧！你们湖北人就是没有种！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你们湖北人是
‘时穷节先见，，一件合作，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第一个浇凉水、扯后腿、背叛原则又出卖
朋友的，一定就是你们湖北人。你们九头鸟总是teamwork中最先变节的，别怪老婆了
吧！”居浩然听了，哈哈大笑，就默认了。居浩然以外，萧孟能受了亲朋的压力，也动摇
过，不过，我的态度影响了他，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
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六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
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
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
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
的。和事者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示遗憾：”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
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这样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法官张
顺吉做了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
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就拖了下来，从一九六三年
起，一拖十一年，拖到一九七四年，其间所换法官的人数与出庭的次数，都举不胜举了。到
了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我早已因叛乱的案子，被关到警备总部军法处了。国民党的法院配合
警总，居然等警总先关我、审我后，才开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庭的汪家声、吴纯、高廷
彬，他们把国民党胡秋原的大量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有罪的只剩我和萧孟能了。一九
七四年五月四日，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押房里，收到这一判决，真又好气又好笑。虽然又
好气又好笑，但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十二年来，我为真理而战、为
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在这漫长的战斗中，虽然有青春的离去、有战友的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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