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
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
知道：
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
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
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
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我觉得：关于这一方面，政府与社会有力人士的。‘容忍’精神，还有提高的必
要……”左舜生这些话，显然是为我而发，并且，由于胡秋原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
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难怪后来胡秋原要大力攻击他。我对左舜生这一义助，至
今不忘。在谈话中，左舜生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
激越他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
看！”毛的悍气，于斯乃见！
自文星时代起，我虽“暴得大名”，但耐人寻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湾却被多方面的
封锁。封锁的方式众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试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
名”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况有三：第一类是“不愿提法”、第二类是“不敢提
法”、第三类是“不肯提法”。第一类“不愿提法”像徐复观说的：
本人从不以李敖为文化讨论中之对手。年来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骂你”等类之语言
时，本人即闭口不出一语。不仅年来本人笔下，从不写“李敖”二字；即与本人有关之《民
主评论》，外来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将该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误
会。李敖诉状中所称之“李某”，系本人转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称李敖之
名，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严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复观最后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称”、“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了，他好可怜哟！
（他的作风，使我想起六朝之时，中国人家讳趋严，绝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复观
当然不会把李敖二字当成父讳，但却巧合如此！）第二类“不敢提法”
以俞大纲、方豪等最精采。俞大纲写《戏剧纵横谈》、方豪写《方豪六十自定稿》，都
请我校订，但出书之日，序中只提别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纲、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时候，
只不过时当文星犯讳和被封而已，我已经被敬而远之如此矣，比照后来在我被捕时，台大历
史系出版《姚从吾先生哀思录》，把与姚从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个变成
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论”中！至于第三类
“不肯提法”，试看国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彩色百科全书》中没李敖名字；中华出版《中
华民国当代名人录》中没李敖名字；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
录》中没李敖名字……就可知道封锁李敖，实在是一件时髦的事呢！尤其后者，值得细表：
一九九0年六月九日，“中国电视公司”赵宁主持的节目中邀我亮相，限定录影范围，只谈
风花雪月，我趁机带去这部书。我一面拿着书，一面指出：虽然美国《纽约时报》等都指出
我是作家，可是“中华民国”伪政府却不承认我是作家，由这部书就可以证明。这部书九百
多页，可是没有李敖的名字，可见李敖虽写了一百多本书，可是并非作家属实（这一段录
影，六月十二日的电视上并未播出，也就是说，给剪掉了）。这部书是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
的，发行人是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奇禄。全书从正文到附录，共收入作家七
百零三个。“中华民国”作家从头数，数到七百零三个，还数不到李敖，可见李敖之不入流
矣！陈奇禄在该书“序”中说：
“先总统蒋公昭示我们：‘文化为文艺的根干，文艺乃文化之花果。’……本会基于对
作家的崇敬，对文学史料的重视，特策划整理近三十年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可见
被国民党文化官僚“崇敬”、“重视”的结果，原来是为“先总统蒋公”的“昭示”做脚注
的，这样看来，文化官僚们把柏杨、胡茵梦等七百零三人都当成作家奉献，独开脱李敖而不
与，实乃真知我者焉！至于一九九八年时，头脑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远见》杂志开列影响
台湾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则是封锁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视而不见，就是这票人的“远
见”了。
在文星的读者中，有一位请我吃饭，他是我台大同学王裕市的父亲王崇五。他曾在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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