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是共产党，后来被国民党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国民党大员，就拉他跟国民党合
作，免了他的死刑，还做到济南市长。到台湾以后，他担任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当时的主
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还有吴俊才。「道明死后，吴俊才当上主任，他就退休了。
他请我吃饭时，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给共产党办过《红旗》，他知道什么是好文
章，并且知道怎么样办宣传。他这辈子所看过的文章里，能有鲁迅的讽刺、胡适的清晰、陈
独秀的冲力，惟独李敖一人耳！他说：“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
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
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他又加强语气说，“李敖兄，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岛上无能为
力，不要以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泽东或周恩来他们一个人来到这个岛上，他们也不能比
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没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谈，使我明确感
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远要走向一个人的战斗路线了。但是，现在的战斗是群
体对群体、集团对集团、组织对组织。当个人对群体时，个人便变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进
入一个群体，变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护。如果纯粹是一个个人，那就毫无力量。这种现
象，表现在企业主管和政府大员身上尤为明显，这种入在台上风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变成
一个个人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台上神气活现、一下台就泄气完蛋的
道理，所以，他们看似很强，其实很弱，因为他们变成一个人时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蒋介
石如果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绝对不如李敖行。我当兵的时候，我那个副连长每次小便都要拉
人陪他去，因为他没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个群居动物，根本没有了自己。而我，我
完全是一个个人——最有力量的个人。我能够独来独往，也能够孤军作战，我不是群居动
物，但我却一再展示个人的力量出来，绝非人海微澜、没没无闻。在现代的战斗形态中，我
是最后一位展现个人力量的，可说是“末代个人”。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大概很难再出现
这种伏尔泰式的怪杰了。
在文星时，一九六三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
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德
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
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
样的：台湾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
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
死了、堕落的堕落了。留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
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
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
与朝气了。为什么我向德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呢？因
为当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跟国民党走，换句话说，根本轮不到给国民党来骗——
他们早被共产党“骗”走了。当时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会跟国民党的。相对
的，跟国民党来的，其流品也下矣！与德丁谈话后二三十年下来，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识分
子，在台湾，形成了学阀；并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音不可得，甚至老一
代学阀的一些格调，新一代也视而不见。新学阀跟老学阀不同的是，老学阀的缺点新学阀都
学到了，老学阀的优点却一点都没学到。老学阀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走路，可是新学阀连
猪走路都没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识分子为何物，甚至
沐猴而冠，自以为是第一流知识分子了。——人间规格与尺度的混乱，竟一至于此！一九八
九年四月十九日，报上登出所谓：
“二十一名自由派学者”发起的“民间组织‘澄社’”，他们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
炽、李鸿禧、何怀硕、林正弘、林俊义、胡佛、徐正光、张存武、张忠栋、张清溪、张晓
春、陈师孟、韦政通、黄光国、黄荣村、叶启政、杨国枢、蔡墩铭、萧新煌、翟海源，大都
是市面上的花瓶学者、座谈会花蝴蝶，总而言之，他们是当年“二流货”和不入流的教授们
教育出来的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其中实为国特者有之、冒充东洋博士者有之、见风转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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