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陷共”了，还有什么“反攻”空话可说？复次，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签名”，实际则
为一“忠贞检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的人，面对这一签名运动心里都有数，如不签名将被
疑为不忠于某党政权，这样的人将蒙种种不便，甚至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在台湾这种形态的
绝对主义的统治之下，谁不怕麻烦？在台湾这个饭碗难找的岛上，谁不怕打破饭碗？
于是而有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盛举。我因为一方面认为那一宣言的内容幼稚可
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恶那种“间接强迫”的作风，所以拒绝签名。后来校方一高级党务人
员亲自来舍劝签，仍然被我拒绝！
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殷海光说“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宣言“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但在十三年
后，“哪儿来的”终于水落石出。一九七九年三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属下的黎明文化事业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红皮烫金的《慎师七十文录》，是庆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专集，
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后，才疑团尽解。胡秋原在序中回忆：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所谓“社交”生活的人，与党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个人的往来，所以
我与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识。
一九六二年，郑学稼先生和我因为一个同我们两人有投稿与书业往来的书店，在所谓文
化论战后忽然对我们两人先后送红帽子，我们便先后对那书店及其作者提出诽谤案之诉讼，
法院合并审理。这种官司在中国原很少见，所以开始之时旁听的人不少。当时一般朋友对郑
先生与我的批评大抵是“修养不够”，“不上算”，甚至于说“好事”；只有三个人同情我
们的遭遇，经常到法院旁听，这便是任卓宜、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们两人
的老朋友，徐先生则因我而认识郑先生，曹先生那时与郑先生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
事，他是因郑先生而去，于是我在法庭开始认识慎之。
这一透露，告诉了我们：在胡秋原、郑学稼告文星的讼案一开始，曹敏便以与郑学稼
“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的身份，微妙的介入了。胡秋原又说：
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到一九六六年，美国国会为越战举行听证，费正清、巴奈特趁机
主张讨好中共以解决越战。有一天，慎之邀约我和学稼、高阮三人，主张写一封对美国人民
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此
我与慎之合作之一事。
这一透露，又告诉了我们：“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曹敏已经“邀约”胡秋原、郑学
稼、徐高阮共同合作为国民党秘密搞文宣。据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联合报》，当时新闻局
长沈剑虹曾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施政说：“台湾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
子费正清之流的谬论，曾于五月发表《致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已由‘新闻局’译成英
文，现已洽妥《纽约时报》，于近日内连同签署者一千六百余人名单在该报刊登／可见国防
部总政治部黑势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作业，然后叫行政院新闻局到美国报上买广告的程
度！胡秋原说他们“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
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
闻。因为一千六百余名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
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
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
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由签名事，参照文星被
封杀，在封杀作业中，由王升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是媒孽最深的首席机构。当时文
星的敌人胡秋原等，表面上是自由学人，其实骨子里却跟王升这些大政工挂钩，同干这一票
“文武合一”的摘星大业。当时因为事涉机密，流传出来的内幕有限，所以无从深究。直到
胡秋原事后自己这样透露，才真相大白。
王升本人是没有文化水平的下三货。林正杰的《前进》杂志马屁说他是正统军人出身，
这是美化王升的说法。事实上，王升只不过小学毕业外加受训不足六个月的卑鄙小子，所以
他的招朋引类，也就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式的，他所欣赏并重用的大将
曹敏，还不如王升念过小学，他根本没进任何正式学校。他在一九二六年混迹北伐队伍中，
办党。抗战胜利后，办党报。离开大陆后，逃到香港做小生意。一九五一年来台湾，一九五
二年到政工干部学校教书，见宠于王升，自此扶摇直上，伊然学术与政治之间人物矣！胡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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