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君主寄予厚望，正是希望通过“明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当那些君主
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时，诗人就毫不迟疑地把批判的笔锋刺向封建统治的最
高层。可以说，在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间，杜甫最深刻地用艺术形式体现了儒
家“仁”的思想。众所周知，儒家所谓“仁”，关键在“爱人”，在有“侧
隐之心”，这正是杜甫热爱亲友热爱人民乃至热爱天地间一切生命的思想基
础。杜诗有云：“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
（《过津口》）他已经把“仁”心推而广之，近于宋儒所谓“民胞物与”的
精神了。②社诗之所以感人肺腑，就在于它所蕴涵的感情特别深厚，这不能不
归功于儒家精神的熏陶。
（二）以夷夏之辨为基础的爱国思想
儒家重视尊王，孔子在《春秋》中处处维护周天子的尊严，《公羊传》
认为这是“大一统也”。儒家又重视夷夏之别，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
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又赞扬在维护“诸夏”、抵拒“夷狄”
的斗争中作出贡献的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
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孟子也说：“吾
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思想中有
维护君臣名分以及民族歧视等落后因素，但其主要目的是要求国家统一，反
对外族入侵，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杜甫亲身经历的安史之乱，
既是一场反对中央政府的地方叛乱，又是一场威胁汉族政权的民族斗争，所
以诗人采取了坚决拥护唐王朝，反对安史叛军的态度。当安史叛军占领洛阳、
长安后，许多身居要职的大官纷纷投降，接受伪职，即使是杜甫的诗友王维、
储光羲等也都为了保全自己而接受了伪职，但是仅仅做着有卫率府兵曹参军
（从八品下）的微官的杜甫却与叛军不共戴天。至德元载（756）八月，杜甫
在羌村听说肃宗即位于灵武，即只身赴延州，欲投奔灵武。中途为叛军所执，
送至长安后，又于次年四月冒着“死去凭准报”（《喜达行在所》之三）的
危险逃至肃宗朝廷所在的凤翔。社甫对安史叛军始终用“胡”字称之，如“群
胡归来血洗箭”（《悲陈陶》），“胡行速如鬼”（《塞芦子》）；或蔑称
为“胡羯”：“胡羯仍构患”（《彭衙行》），“胡羯漫猖狂”（《寄彭州
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或“胡虏”：“胡虏潜京
县”（《喜闻官军已临贼寇二十韵》），“胡虏何曾盛”（《复愁十二首》
之十二）；或“逆胡”：“逆胡冥寞随烟烬”（《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
衣之上都》）；称叛军首领安禄山为“胡雏”：“胡雏逼神器”（《咏怀二
①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正是这些思想使后代的专制暴君（如明太祖朱元
漳）对孟子极为反感，这从反面证明了孟子思想的进步性。
② 张载《西铭》（《张子全书》卷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观点与孔、孟的“仁”说在精神
上是一脉相承的。
首》之一），“胡雏负恩泽”（《中夜》）；特别是《北征》中的下面四句：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四句1 中用了三个“胡”字，真是骂不绝口，表示了诗人对叛军的无比
仇恨。显然，杜诗中到处闪耀的爱国主义光辉，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
的。
（三）“弘毅”的人格精神
儒家极其重视“修身”，这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要条件。孔、孟二人
都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奋斗精神，栖栖惶惶，死
而后己。曾参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杜甫具有
典型的“士”的品格，他青年时即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
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远大理想，经过十年长安的穷愁潦倒后仍坚定地
表示：“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范落，
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即使到他晚年贫病交加，漂泊湖湘时，仍把平生的理想寄托在他人身上：“致
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
呈苏涣侍御》）论者对杜甫在长安时急于求仕颇有微辞，但杜甫求仕决不是
仅仅为了追求富贵，否则的话，他在肃宗朝中任左拾遗时，为什么不象衮衮
诸公一样唯唯诺诺，攀龙附凤，而偏偏要为房琯事上疏直谏，以批逆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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