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非凡抱负”与“为民的积极的思想因素”是完全一致的，并不呈现此
消彼长的关系。
青年时代的杜甫，虽然早就具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的雄心，但他还沉浸在浪漫主义的时代氛围之中，对人生充满着幻想。他忽
尔纵情游历，忽尔求仙访道，对人生的艰辛还缺乏体验，对于自己的人生道
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所以其时的壮志仅仅是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是一
种朦胧的希冀，并不具有具体、确定的内涵。在长安十年的艰难困苦中，杜
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也观察着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危机。孟子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并因此而提出了“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的著名命题（《孟子?告子》下）。对于浅薄浮躁的人，艰
难困苦会使之放弃理想和抱负，然而对于沉稳坚毅的人，艰难困苦反而会激
发其志气、坚定其信心。杜甫显然是后一种人，所以十年长安的经历不但没
有使他壮志销尽，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人生信念。让我们看看诗人自己是怎
么说的。天宝九载（750），三十九岁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
首次表述了自己的抱负。到天宝十四载（755），四十四岁的诗人又在《自京
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重申了他的抱负。把这两首诗对照一下，可以看出
诗人抱负的变化：在杜甫初入长安时，①他的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
淳”，当杜甫结束长安十年时，他的抱负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① 《奉赠韦左丞丈》一诗中对往事的回忆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但参以其他杜诗，我们认为“致君尧舜”
的思想当产生于杜甫进入长安前后。
从表面上看，两者之间变化不大。但事实上，前者比较抽象、浮泛，后者则
比较具体、切实。前者主要从君主着眼，后者则开始着眼于人民：“穷年忧
黎元，叹息肠内热！”前者是未经磨难时的率然自许：“自谓颇挺出，立登
要路津。”后者则是屡遭挫折后的坚定誓词：“居然成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我们可以说杜
甫年青时自视甚高，自以为可立致卿相，实现抱负，随着阅历的加深，他越
来越看清了前途的艰难，最后对实现壮志的可能性也感到怀疑了，但是不可
说他“逐渐消弥了非凡抱负”。志士仁人实现抱负的具体计划是可能被现实
摧毁的，但是理想抱负本身是一种信念，属于精神范畴，外界的、物质的力
量是不可能将其消灭的。杜甫的情形就是如此，长安十年的困顿生活没有使
他灰心，安史之乱以后的颠沛流离也没有使他绝望，当他携带全家在蜀道上
艰难跋涉、几濒绝境时，仍作《凤凰台》诗明志：“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
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
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 .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优！”即
使在他以垂暮之年飘泊于湘江之上时，仍然写下了《朱凤行》：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风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劳。下
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鸮相怒号。
请看他救济天下苍生的宏愿何尝有丝毫的改变！杜甫咏诸葛亮云：“出师未
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杜诗言志》卷六评曰：“少
陵生平，资志未酬，故于怀才不遇之士每相感触，引为同心。? .至于古人，
则武乡侯尤甚。盖诸葛公自比管乐，而其为纯王之正，则绝非管乐所可及。
故于《咏怀古迹》篇中，独极其尊崇推奉之意。而此篇则专伤其功业之未成，
亦所以自喻也。”诸葛亮没有能完成恢复汉室的大业，但他的志向是无可怀
疑的。杜甫坎坷终生，根本没有施展宏图的机会，但是他的抱负也是至死不
渝的。杜甫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诸葛亮发生了强烈的共鸣，才写出了“长使英
雄泪满襟”的句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象社甫理解诸葛亮那样来理解杜甫呢？
应该指出，杜甫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非常悲惨，常常陷于饥寒交迫的境
地，在那种时候诗人理所当然要把谋求温饱作为当务之急，而这种心情也就
真实地反映在他的诗中：“但使残年饱喫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
王倚饮赠歌》）、“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等等，诗
人在口头上是很少提到他的宏伟抱负了，但是那仅仅是暂时的搁置，而不是
永远的抛弃。理想的火焰依然在诗人心底燃烧，一有机会仍要放出光芒，上
文所举的《凤凰台》、《朱凤行》二诗就是明证。我们认为在现实中为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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