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文学（尤其是诗歌）本身即是玩物丧志，所以韩愈被看作“倒学”，杜
诗也被称为“闲言语”（见《二程遗书》卷一八）。如果整个诗坛都受这种
思想支配的话，那么连诗坛自身的存在都成问题，更不用说把一位诗人树为
① 苏辙批评李白“不知义理之所在”，而称杜甫“有好义之心”（《诗病五事》，《挛城集》卷八）；张
戒说“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岁寒堂诗后》卷上）；黄彻则批评李
白：“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溪诗话》卷二）。
人品楷模了。南宋的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文学修养最高的一位，他对杜诗也
是毁誉参半，但他对社甫的人品颇为敬重，曾把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
愈、范仲淹五人称为“五君子”，说：“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
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王梅溪文集序》，
《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这种认识在宋代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当朱
熹说这话时，杜甫的典范早已由北宋人树立起来了，所以这并不能说明理学
思想对杜甫评价的影响，倒是体现了理学家对文学家观点的认同。所以理学
思想对于宋人选择杜甫为人品楷模一事只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并没有起到支
配的作用。这样，当我们探索宋人尊杜的原因时，就不应仅仅把目光盯着理
学思想。
我们的看法是：宋人对杜甫人格的尊重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自我人格的
尊重。众所周知，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们的主体意识和参政热情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宋代政坛上叱咤风
云的不再有跋扈的武臣与弄权的宦官，而是清一色的士大夫。虽说士大夫阶
层本身也有忠奸贤不肖之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
使命感的。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宋代的士大夫对自身的人格力量充满自
信，范仲淹、王安石等功业彪炳者是这样，王令、陈师道等命途多舛者也是
这样。因为后者虽然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却依然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价
值，即由注重外部事功转向注重内心修养。宋人能够选择终生穷 愁潦倒、
对唐代政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的杜甫作为人品楷模，原因就在于此。从这个
基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唐人对杜甫的忧国之心熟视无睹，而宋人却
对之焚香顶礼；为什么五代人把杜甫的生活态度看成是“荡无拘检”，而宋
人却认为那是“乐易可人”。
如果说北宋诗人对杜甫的尊重出于人格的认同，那么南宋诗人则主要是
在爱国精神上与杜甫产生深刻的共鸣。前文说过，靖康事变以后，吕本中、
陈与义等人对杜诗的思想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必然伴随以对杜甫人
格的新评价，因为只有身受亡国之痛的人才能充分体会杜甫对国家命运的深
沉关切。爱国名将宗泽因受投降派掣时，忧愤成疾，临终前长吟杜诗“出师
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句（见《宋史?宗泽传》）。李纲在决心
以死报国之际，书杜诗赠义士王周士，“以激其气”（《书杜子美魏将军歌
赠王周士》，《梁溪先生文集》卷一六二），后来又作《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云：“平时读之，未见其工。遣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
然有当于人心。”（同上卷一三八）陆游不但在创作中“重寻子美行程旧”
（杨万里《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之一，《诚斋集》卷二○），而且无比
景仰杜甫的为人。陆游中年人蜀，一路上凭吊了许多杜甫遗迹，他在《游锦
屏山谒少陵祠堂》诗中说：“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至今元不死！? .文章
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剑南诗稿》卷三）后来又作《读杜诗》
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
诗。向今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同上卷三三）陆游对杜甫的“忠义”、“胸次”作出如此高度的赞颂，对
其不遇发出如此激动的感慨，完全是借古 人之酒怀浇胸中之块垒。他心
目中的杜甫形象正是他的自我形象的投射，而报国无路是这两位爱国诗人的
共同悲剧。
南宋灭亡后，不但连半壁江山都不再存在，而且宋王室也已屈膝投降。
在异族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下，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诗人或从容就义，或拒
不出仕，以各种方式坚持了民族气节。毫无疑问，他们曾从杜甫身上汲取精
神力量。汪元量在《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中说：“少年读杜诗，颇嫌其
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湖山类稿》卷二）郑思肖在《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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